首頁 歷史 一百年前的「外國勢力」,與今天的「外國干預」有何分別?
壹玖肆伍·國際香港圖書典藏館 • 發布於 2 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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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外國勢力」,與今天的「外國干預」有何分別?
當中國政府高聲指責西方干預、香港媒體提及「境外敵對勢力」幾成日常,你有否想過,這樣的政治語言其實早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已現雛形?羅伯特・尼爾德(Robert Nield)的《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讓我們重新認識那段被屢次選擇性遺忘的歷史——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到1943年抗戰中止不平等條約為止,百餘個「條約口岸」構成了一張深深植入中國土地的帝國網絡。
這些據點,不僅是帝國主義的軍事與經濟前線,更是文化碰撞、制度實驗與現代化進程的奇異容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最持久、最成功的據點,其歷史命運尤其值得重新審視。今日我們見證香港「被中國化」的急速進程,或許可從這段歷史中,尋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回聲。
條約口岸的誕生:歷史如何開啟「他者治理」的中國模式?
「條約口岸」的建立,是西方列強以武力撬開中國疆域的直接結果。自1842年《南京條約》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開放通商起,英法美俄等國迅速擴張勢力,將數十個城市納入殖民勢力範圍。尼爾德詳細梳理了這些據點的誕生與演變,指出條約港的設置不只是為貿易服務,更創造了一套具殖民色彩的「他者治理」機制——治權由外人掌握、法治與稅制與內地斷裂、文化價值輸入當地生活。
這樣的治理模式,不單止在空間上製造割裂,也在觀念上建構出一個「非我族類」的現代中國圖景。中國的主權,在這些據點內被有系統地抽離——而這種治理經驗,也成為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敘事中的恥辱起點。
外國人在中國的城市空間:殖民治理、租界秩序與文化邊界
在本書中,尼爾德以大量史料與地圖展現了外國人在中國租界的活動與生活空間,揭示殖民者如何不僅重新劃定權力結構,也重塑城市空間:西式建築、教堂、會所與巡捕房,與本地的街市與廟宇平行存在,卻彼此隔絕。租界中有自己的法律與警察,殖民者可以安享生活而無需與「中國」直接接觸。
這樣的空間分裂,意味著不平等不僅是條約條文上的語言,更是日常生活中可見、可感的秩序——殖民地的「現代化」,往往是以隔離為前提的治理工程。在此脈絡中,中國城市的近代化並非自主,而是以「他者的設計圖」為藍本。尼爾德提醒我們,這些據點既是殖民控制的工具,也是西方現代治理與城市規劃的「試驗場」。
香港的特殊角色:從殖民橋頭堡到全球資本節點
作為最早被割讓予西方列強的中國土地之一,香港在尼爾德的敘述中擁有特別地位。從軍事基地、轉口港到金融中心,它不單是殖民帝國的橋頭堡,更逐步轉化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節點。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疫症、暴動、貪腐與經濟波動的多重考驗——然而,也正因為其制度獨特與法治承諾,香港成功吸引資金與人才,逐步走出「殖民據點」的陰影。
但從尼爾德的敘述可推論出,殖民歷史從未真正結束。即使回歸中國,香港的制度與生活方式仍深受殖民時期遺緒影響。今日中國對香港「去殖民」的語言與舉措,反映的正是這段歷史的延續與反撲:一場權力主體之間的歷史清算,而非簡單的制度銜接。
歷史遺緒與今日中國的「國安語言」:敵人敘事的重複與變形
現今中國動輒以「境外敵對勢力」、「外國干預」作為政治話語的核心,從國安法到學術審查、媒體管控,其敵人敘事總有似曾相識之感。尼爾德的研究提醒我們,十九世紀的中國亦曾被同樣的語言包圍——只是當時的「外國」是真的在土地上建制、徵稅、執法的殖民者。
今日不同之處,在於干預不再以軍艦與租界為前線,而是以NGO、學術交流、媒體與互聯網為載體。然而,北京的應對邏輯,仍深陷於帝國幽影之中:認為每一個差異聲音都來自「他者的操控」,每一個反對意見都帶有顛覆性意圖。這種敵人想像,其實正是從「被殖民者」心態中繼承下來的反射機制——歷史創傷轉化為治理語言。
文化遺忘與記憶政治:從撤除牌坊到封鎖歷史的香港命運
中國與香港在過去十年,均出現對殖民遺產的積極清理:從北京拆除「殖民紀念牌坊」、到香港拆除英國女王銅像、停辦殖民歷史展覽、刪除教科書內容……這不只是記憶選擇,更是權力的象徵工程。尼爾德的書揭示,許多據點的消逝,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刻意遺忘與歷史封鎖的產物。
香港作為殖民歷史與當代中國敘事的交叉口,正處於記憶政治的暴風眼。被改寫的歷史、不再紀念的空間、不容提及的過去,使這個曾是全球最自由港口之一的城市,漸漸失去它的歷史連結與認同自覺。
羅伯特・尼爾德的視角:帝國懷舊與批判之間的游移
作為一位長居香港的英國人,尼爾德在書中展現出一種微妙的態度:他對殖民歷史懷有某種秩序與效率的讚歎,卻又不完全盲目讚美帝國。他詳實記錄西方人在中國的暴力、歧視與控制,同時也肯定其對中國近代化的觸發。這種「既批判又理解」的語調,或許正是殖民後裔面對歷史的常態。
他的游移,也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是否只有非西方視角,才可為殖民歷史提供真正的批判?抑或我們正需要這樣介乎懷舊與警醒之間的敘事,才能揭開歷史複雜的真實面貌?
結語:香港是一個結束了的據點,還是一場未完的爭奪?
《China’s Foreign Places》一書,表面上是歷史地理學的調查,實則是關於空間、主權與記憶的敘事角力。當我們再次審視香港——這個過去最重要的「外國據點」——我們看到的不是殖民的終點,而是一場尚未完結的治理實驗。
今天的香港,不再有駐港總督,卻有由北京中央代表主導的全方位統治;不再有殖民海關,卻有國安法下的審查與恐懼。殖民者離開了,但「他者治理」的邏輯,或許只是換了一張面孔。
那麼,我們究竟是走出了條約時代,還是正在以新的形式,重返那段尚未清算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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