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外國勢力」，與今天的「外國干預」有何分別？

當中國政府高聲指責西方干預、香港媒體提及「境外敵對勢力」幾成日常，你有否想過，這樣的政治語言其實早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已現雛形？羅伯特・尼爾德（Robert Nield）的《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讓我們重新認識那段被屢次選擇性遺忘的歷史——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到1943年抗戰中止不平等條約為止，百餘個「條約口岸」構成了一張深深植入中國土地的帝國網絡。

這些據點，不僅是帝國主義的軍事與經濟前線，更是文化碰撞、制度實驗與現代化進程的奇異容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最持久、最成功的據點，其歷史命運尤其值得重新審視。今日我們見證香港「被中國化」的急速進程，或許可從這段歷史中，尋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回聲。

條約口岸的誕生：歷史如何開啟「他者治理」的中國模式？

「條約口岸」的建立，是西方列強以武力撬開中國疆域的直接結果。自1842年《南京條約》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開放通商起，英法美俄等國迅速擴張勢力，將數十個城市納入殖民勢力範圍。尼爾德詳細梳理了這些據點的誕生與演變，指出條約港的設置不只是為貿易服務，更創造了一套具殖民色彩的「他者治理」機制——治權由外人掌握、法治與稅制與內地斷裂、文化價值輸入當地生活。

這樣的治理模式，不單止在空間上製造割裂，也在觀念上建構出一個「非我族類」的現代中國圖景。中國的主權，在這些據點內被有系統地抽離——而這種治理經驗，也成為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敘事中的恥辱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