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壹玖肆伍·國際香港圖書典藏館
壹玖肆伍·國際香港圖書典藏館由沈旭暉博士創辦，旨在於建立保存國際香港實物的圖書典藏館，以免香港的國際故事被抹滅改寫。藏館以每月策展、每日專題介紹，承傳歷史與學術文化，首座典藏館已於臺灣成立，目前有大約二萬件藏品，英國、加拿大等地正在籌備中。藏館有賴大家支持，誠邀各位加入會員成為伙伴。
在經濟版圖動盪之間，香港何以自處？——讀《世界新經濟格局下的亞太、中國和香港》
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理解當下香港所處的世界經濟格局？當美中關係持續緊張、全球產業鏈重組、地緣政治競爭升溫，香港這座長期自信於「全球城市」定位的轉口港，還能否在浪潮之中穩住自身角色？《世界新經濟格局下的亞太、中國和香港》一書，試圖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為我們梳理亞太區域、中國內部經濟政策，以及香港在新格局下的處境與選擇。作者汪康懋從宏觀經濟、國際貿易、區域合作，到金融體系的變動，描繪了一幅充滿張力的亞太經濟藍圖。特別是在美中對抗逐步結構性化、全球供應鏈去風險化（de-risking）的大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優勢，是否還能維持？這不僅是經濟學上的問題，也是關乎香港未來命運的核心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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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月前
關稅之外的陰影：從2025美中貿易戰，回望美國對香港的歷史政策
2025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點燃全球經貿緊張局勢，對中國商品課徵高達125%的懲罰性關稅，將中國排除於「全球對等關稅暫緩清單」之外。中國隨即宣布對美商品報復性加徵關稅，稅率升至125%，「中美關稅戰2.0」宣告全面爆發。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評論將焦點放在供應鏈斷裂、資本流動與市場信心上，但較少人注意到——這場貿易戰背後的博弈，仍沿襲自冷戰時期的「結構性對抗」。我們不妨回頭，從歷史的角度理解這場衝突的深層邏輯：為什麼美中對峙的陰影總在香港這個城市格外清晰？葉霖博士的《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正提供了我們觀察這個問題的絕佳切口。該書以大量解密檔案與一手史料，細緻剖析美國在戰後對香港的態度變遷，亦讓我們看見——在每一次風暴來臨時，香港總被夾在帝國邊界的模糊地帶，成為歷史與政治張力的縮影。二戰結束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在開羅會議表達對中國收回香港的支持，視此為反殖民主義的一部分。這在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宣傳中被廣泛引用。然而，戰後的現實迅速改變。為了鞏固與英國的戰略同盟，美國國務院在1945年後放棄了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立場，轉而接受英國繼續對港的殖民管治。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美國對中國政策全面轉向。美方對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恐懼，迅速凌駕反殖理念。香港此時被重新定義為冷戰前線——美國不僅不支持中國收回香港，還在私下與英國達成默契：保住香港，才保得住亞洲反共陣線的最後據點。書中引用多份解密檔案，證明國務院內部雖仍有部分人士主張支持民主化改革與去殖民政策，但在整體冷戰格局下，這些聲音無法推動實質政策調整。與此同時，華府更著手透過媒體、教育、文化等「軟實力」形式滲透香港，設下長期前哨與意識形態陣地。在1950至1960年代，香港的角色越來越多元——既是西方自由陣營的展示窗口，也是滲透中國大陸的情報基地；既是資本主義的示範區，也是「思想戰」的橋頭堡。葉霖特別強調，香港不單單是一個英國殖民地，更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灰色地帶」。美國情報部門在港設立多個監聽與情報收集中心，香港亦成為美國對華情報分析的神經中樞。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透過資助中文報刊、設立文化交流中心，推動自由主義思想滲透至華南地區。當時不少著名的自由派期刊，如《民主評論》、《自由中國》都曾短暫在香港發行，並且被中共列為重點封鎖對象。而這樣的「另類戰場」也直接牽動了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政策。書中指出，雖然中共在1949年後未有主動收回香港，但始終關注港內政治動向，並藉助左派社團與工會進行組織滲透。北京政府將香港定位為「暫不收回、可加以利用」的特殊地區，其對港政策長期處於務實與進取之間的拉鋸。1967年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左派在工會號召下發動大規模示威，進而演變成暴力衝突。美英兩國均高度關注香港局勢可能失控，葉霖詳細分析了美國當時的外交反應。事實上，美國內部對是否介入表現出高度矛盾：一方面擔心香港動盪波及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另一方面亦不願破壞與英國的盟友關係。在書中，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報告顯示，美國政府一度懷疑北京將藉此「奪回香港」，但也觀察到中共迅速下令「冷處理」，避免事件升級。這不僅反映出中共內部政策分歧，也讓美方進一步認識到——香港穩定，不僅對英國殖民政府有利，更是美中未來談判關係的關鍵籌碼。葉霖指出，六七暴動後，美國更加強化香港的「次要戰略價值」定位，不再寄望香港成為滲透中國的跳板，而是確保它作為東亞資本流動與文化交流的「緩衝地帶」繼續存在。1971年美國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迅速解凍。香港的角色也從「觀察中國」的基地，逐漸轉變為「被觀察」的對象。葉霖特別指出，尼克森過境香港的短暫停留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交流——香港成為東亞轉型的見證者，但不再是決策核心。美國的關注重心轉向北京，香港則逐漸被邊緣化。這也為之後1997年主權移交埋下伏筆。在整個1970年代，美國雖偶有關注香港的政治自由、人權問題，但多數仍以經濟穩定為優先，這種「去政治化」的香港政策，對香港後來的發展模式影響深遠。從今日回望，香港仍處在兩個大國角力的中心。中美關係雖已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但技術、金融、供應鏈等層面構成的「新冷戰」格局，使香港的制度、角色與命運再次變得不穩定。葉霖的研究讓我們理解，香港從來不是中立之地，它始終處在兩個帝國「例外處理」的歷史夾縫之中。在這裡，政策經常不基於香港人的選擇，而是基於美中大國的戰略計算。當今的香港，被迫重新擔任戰略緩衝區的角色，卻失去了昔日的外交自主空間。從2025年的關稅戰爭到科技制裁、金融審查，香港在全球秩序中的處境再次受到關注。但除非我們認清其歷史結構性問題，否則這座城市仍將一再陷入「被選擇」的命運中。《在中國的影子下》是一部歷史著作，但它同時也是一面鏡子。它讓我們看到一段段決策過程如何塑造香港的制度框架，也讓我們意識到：香港之所以重要，並非因為它的體量或軍事價值，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可能——在大國博弈中仍保有空間的可能。今天的香港可能已難以再成為當年自由世界對中國的觀察哨，但我們仍應記得，歷史所教給我們的不只是事實，更是理解權力與命運的方式。在新一輪關稅戰與全球對抗下，香港再度回到十字路口，而這段歷史正是照亮未來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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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月前
一百年前的「外國勢力」，與今天的「外國干預」有何分別？
一百年前的「外國勢力」，與今天的「外國干預」有何分別？當中國政府高聲指責西方干預、香港媒體提及「境外敵對勢力」幾成日常，你有否想過，這樣的政治語言其實早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已現雛形？羅伯特・尼爾德（Robert Nield）的《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讓我們重新認識那段被屢次選擇性遺忘的歷史——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到1943年抗戰中止不平等條約為止，百餘個「條約口岸」構成了一張深深植入中國土地的帝國網絡。這些據點，不僅是帝國主義的軍事與經濟前線，更是文化碰撞、制度實驗與現代化進程的奇異容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最持久、最成功的據點，其歷史命運尤其值得重新審視。今日我們見證香港「被中國化」的急速進程，或許可從這段歷史中，尋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回聲。條約口岸的誕生：歷史如何開啟「他者治理」的中國模式？「條約口岸」的建立，是西方列強以武力撬開中國疆域的直接結果。自1842年《南京條約》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開放通商起，英法美俄等國迅速擴張勢力，將數十個城市納入殖民勢力範圍。尼爾德詳細梳理了這些據點的誕生與演變，指出條約港的設置不只是為貿易服務，更創造了一套具殖民色彩的「他者治理」機制——治權由外人掌握、法治與稅制與內地斷裂、文化價值輸入當地生活。這樣的治理模式，不單止在空間上製造割裂，也在觀念上建構出一個「非我族類」的現代中國圖景。中國的主權，在這些據點內被有系統地抽離——而這種治理經驗，也成為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敘事中的恥辱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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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月前
曖昧的中心，流動的邊緣──重讀《香港大視野》與我們的歷史現場
由舊香港到新香港，無數事實告訴我們，我們所熟知的香港，正在被各種勢力、話語權重寫過去、現在和未來。但誰來重寫？如何重寫？在「歷史」本身也淪為政治工具的時代，我們還能相信哪種視角去看這座城市？正是在這樣的時刻，重讀日本歷史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視野》，反而提供了異常清澈的觀看方式——一種不屬於殖民者、也不屬於民族國家的視野。他不從中國的權力中心出發，也不被西方的秩序框架所綁，而是從海上網絡、僑民經濟、匯款系統與中介角色，構建出一個穿越國界、以流動為常態的「亞洲網絡中心」——香港。這不是對過去的浪漫懷舊，而是對當代危機的一種歷史解釋力。一、從「中心」看邊陲，或從邊陲理解亞洲？在今天的香港，「歷史」不再是一門遠觀的學科，而是一場正在爭奪的實時政治。無論是中學課綱的改寫、博物館展覽的重組、或是新聞報導中的表述鬥爭，香港的過去，早已被捲入今日的權力博弈之中。在這樣的時代重構下，重新閱讀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於1997年出版的《香港大視野》，不只是對過去的一次回顧，更可能為我們提供一種超越當代地緣政治框架的歷史眼光。濱下所提出的「亞洲網絡中心」觀點，拒絕將香港視為孤立的殖民地或附屬地，而是置於由華人移民、貿易金融、海洋活動構成的網絡交匯點。這種視角，不僅打破了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藩籬，也讓我們看見一個「從南方看中國」、「從移動中理解權力」的全新歷史框架。而這種網絡式理解，或許正是當下香港在「一國多制」名存實亡、政治與經濟深陷困局時，最迫切需要回應與反思的歷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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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月前
香港的問題，要從家說起：從《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看當代社會權力的重組與幻滅
今天的香港，還可能出現另一個「白手興家」的故事嗎？在資產階級已固化、樓市與政權深度交纏的今天，這個問題似乎幼稚。然而翻開《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我們看到的卻不是虛幻的傳奇，而是一部制度未成形時的社會自組圖譜：在英殖統治極少涉足的早期百年裡，是誰提供了教育、醫療與基本社會秩序？這些並不是殖民政府的職責重點——根據鄭宏泰與高皓的研究，在1841到1941年間，港英政府對華人社群的管理多數停留於司法與稅收層面，社會服務、教育與醫療等大量需求，實質上仰賴民間家族集資與興辦 。 家族，不只是經濟單位，更是信任的容器？ 當我們重讀《白手興家》時會發現，香港的早期發展並非純粹資本推動的結果，而是「家族—社群—市場」三角關 羅文錦並非殖民統治者眼中的理想合作對象，他與政府的關係介乎協商與制衡之間，但他能獲得社會廣泛支持，正 這種信任機制，在今日香港正日漸凋零。無論是財團辦報、跨代傳承基金，還是政治與商界人物的家族關係，公眾 新時代的家族失語：從「社群連結」到「體制嵌入」 在《白手興家》的家族故事中，有一項共通特點：這些家族大多在制度未完善之前起家，在無法依靠政府的時代自 當家族成為政協、人大代表，或進入選舉委員會成為建制政治參與者的一環，他們的社會角色便由「秩序創造者」 曾經李光耀在新加坡強調政府與家族企業的清晰劃界，今日香港卻朝著相反方向前行：地產財團幾乎影響所有政策 香港的「家族政治」與國際比較：新加坡、台灣與我們的距離 回望亞洲其他地區，我們可見不同的「家族與社會」模式。新加坡的家族企業在政策框架下受限於反貪機構監管， 但香港呢？《白手興家》展示的是一個從零開始的時代——那時候沒有政策補貼、沒有特權通道、沒有「合作框架 我們是否能讓新一代的家族或企業，重新透過實質社會貢獻來獲得社會認可，而非單靠政治接軌？如果不能，那麼 家族記憶的政治與文化隱退：從祠堂、家書到公共敘事的缺席 另一層被忽略的轉變，是家族記憶如何逐漸退出香港的公共敘事。過去的宗祠文化、家族檔案、族譜撰修，是一種 《白手興家》中不少篇章提及家族如何透過文書記錄、族產分配、集體決議維持家道與社會影響力，例如李石朋家 當這種文化被消解，家族被簡化為「權貴」或「資產」代名詞，我們也失去了一種用歷史治理當下的能力。今天的 結語：我們要的是傳奇，還是現實可複製的社會動能？ 《白手興家》之所以仍值得細讀，不是因為它讓人懷舊或感動，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套被遺忘的治理原則：當社會 今天的香港正值分岔點。制度仍在，但信任已損；財富仍有，但社會連結斷裂；公務猶存，但公共性不再。我們還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白手興家」便不只是歷史，更是未來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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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月前
從潮州仔到超人，再到「走資」象徵：李嘉誠與香港之間，究竟失落了什麼？
你有否想過，一個家族企業的全球擴張，為何會被視為一場撤退？李嘉誠，這位從塑膠花工場起家、縱橫華資商界數十載的「超人」，一度是香港拼搏精神的代名詞。然而，近年在中國與香港政經環境急劇轉變之下，他的企業策略卻轉而被解讀為「撤資」、「去香港化」，甚至成為輿論批判的箭靶。但若我們回到原點——他從哪裡來？他經歷過什麼？他如何建立起這個龐大的企業帝國？又為何最終選擇漸行漸遠？夏萍《李嘉誠傳》或可為我們提供一個細緻而充滿矛盾的理解視角。 「超人」不是天降，是從逃難潮州仔走出來的 李嘉誠並非富家子弟。他於1928年生於廣東潮州，童年因日軍入侵而輾轉流離，最終定居香港。父親早逝，他自十五歲起便需養家糊口。正如《李嘉誠傳》中所描繪，他最早在舅父的鐘錶行當 這段創業史不只是個人奮鬥故事，更是戰後香港整體移民社會的縮影：一代華人移民在殖民地香港的夾縫中尋找空間、累積資本、逐步建立起華資企業的話語權。若無戰亂的逃難經歷、移民城市的 從「塑膠花王國」轉型為地產帝國 六十年代，塑膠工業已漸見飽和，李嘉誠在多次轉型中展現驚人的眼光。他大膽進軍地產市場，尤其在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主導的殖民秩序動搖，不少歐資企業陸續撤資，留下 這場併購，不只是商業操作，更是一種象徵性逆轉：一個潮州仔，在殖民權力高牆上，開出一道缺口。《李嘉誠傳》中不乏描述此併購案細節——包括其如何以低於市價的方式贏得談判，如何讓英 從「香港之光」到「背棄香港」 問題來了：這樣一位曾為港人驕傲的代表人物，為何會在回歸後逐步從香港輿論場中跌落神壇？ 李嘉誠在2010年代後期開始重新調整資產配置，逐步將部分資金轉向海外市場，尤以歐洲為主，媒體與輿論開始出現「撤資」說法，甚至有官媒文章批評其「不愛國」、「不挺中央政策」。尤 從《李嘉誠傳》觀之，這位「寧肯賠錢都不想惹麻煩」的商人，對政治向來敬而遠之。他支持慈善與教育，卻極少高調表態，曾言「政治無關我」。但正是這種在殖民時代行得通的「政經分離」原 他的撤資，是精明還是退場？ 在資產大舉轉往歐洲、英國與加拿大的背景下，李嘉誠的全球資產配置策略，的確展現出對中國市場與香港風險的高度警惕。這種行為可視為一種風險管理，也可被批評為缺乏承擔。然而，我們也 書中提及，李嘉誠雖然淡出實際管理，但仍長期關注政策變化與國際形勢。在2015年股市動盪、2016年港獨爭議、2019年社會運動與疫情交錯期間，他的每一筆資金轉移都被解讀為一 李嘉誠留給香港的貢獻 李嘉誠從來不是政治人物，他的貢獻也未必在於提出價值觀，而在於示範了一條由個人—家族—社群—資本的連接路徑。《李嘉誠傳》多次記錄其對醫療、教育的捐獻——設立汕頭大學、李嘉誠基 他留下的是大量城市地標（如港島東）、龐大就業與財富創造、但也留下高地價政策與財富極端集中下的都市焦慮。他既是建設者，也是壟斷象徵——既代表「香港做得到」，也象徵「香港早已固 結語：今天的我們，還能期待下一個「李嘉誠」嗎？ 在一個不再鼓勵獨立思考、不再容許沉默不語的政經環境中，「李嘉誠式」的企業家似乎成了過去式。他所代表的香港，是一個相信市場規律、自我進修與「做得好會被看到」的年代。而如今的香 閱讀《李嘉誠傳》，我們不只是閱讀一位商人的發跡史，更是在回望一段已然消逝的城市哲學。那是一種相信制度與個人努力可建立信任的信念；是一種「做實事、不說空話」的文化；也是一種可 當香港變得不再能孕育「白手興家」的傳奇時，也許我們該問的，是這城市的基因，是否已與李嘉誠所熟悉的那個時代，徹底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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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月前
國泰、太古與我們的未來：香港還能創造新財閥嗎？
在港版國安法、移民潮與外資撤退的背景下，太古依然維持其地位：國泰航空、太古地產與太古可口可樂仍為本地重要經濟支柱。然而，太古與香港社會的連結是否還如過去深厚？畢可思在書中多次強調太古在十九、二十世紀間，如何建立「公司社群」：員工福利、教育津貼、醫療資源，甚至組織內部刊物與退休制度，皆為其商業成功的社會基礎。這些制度，在當時的華人社會中屬於罕見的「現代福利資本主義」實驗場。但今天的香港，面對資源壟斷與中產萎縮，這類制度早已失色。太古再未成為「僱員最想加入的企業」，更無力介入公共利益辯論。它不再是一個有能力塑造香港價值的資本體，而只是個位於香港的跨國企業。或許真正的問題不在太古本身，而在我們自己。從書中可見，太古並非從天而降的成功，它從買辦合作到市場探索，從航運冒險到制度創新，其歷史充滿風險與轉型。它的成功，在於懂得在不穩定中尋找秩序。今日的香港，雖然資本堅硬、制度健全，卻少了當年那種敢於嘗試、連結社群、從頭建立信任的動力。我們不是不能白手興家，而是缺乏容許創造的縫隙、理解風險的文化與支持社群的制度。太古的歷史教我們：企業不是資本的堆積，而是文化、策略與關係網絡的結晶。香港要走出當下的困局，不能只靠新創，更要重新學會連結——不只是技術與資本的連結，更是歷史與未來的連結。讀完《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我們不只是理解了一間公司的百年史，更是看見了一座城市如何在跨國資本、殖民治理與本地社群之間構築自己。太古並不只是「外來者」的象徵，它早已滲入我們的語言、地圖與生活，但它同時也提醒我們：香港的主體性，不該只是由誰來選擇「留下」與「撤退」，而應是由我們決定如何訴說、理解、延續——關於這座城市與商人移民之間，那段從未終結的故事。十九世紀的香港，真的是為中國而設，還是為洋行而生？當我們從今日回望香港的經濟骨架與城市規劃，一個名字幾乎無所不在——太古（Swire）。從太古城、太古廣場到太古地鐵站，從國泰航空、太古地產到太古糖廠與船塢，這個源自英國利物浦的小商號，如何在一個殖民地構築起龐大的企業帝國，並嵌入整個城市的發展想像？羅伯特．畢可思（Robert Bickers）的《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正是一本回應這場歷史提問的企業傳記，也是一部城市、資本與身份糾纏的現代史。但太古只是外來者嗎？它與我們這些在地香港人，真的毫無交集嗎？書中最動人的，並非僅僅是太古的殖民企業身份，而是它如何「學會」在中國做生意。1866年進入中國市場時，太古是個地道的外行人。與它同時代的怡和、和記黃埔、寶順洋行等，皆已有中國貿易經驗，唯獨太古得從零開始，靠著與華人買辦的合作逐步打開華南與長江流域的貿易通道。書中細緻描繪了太古如何從懵懂外商轉化為商業高手，關鍵人物是那些介於兩個世界的中間人——買辦。他們既熟悉中國本地政經文化，又懂得洋行操作邏輯，是太古與中國社會真正的橋梁。這些買辦，不只是太古的翻譯或經紀，更是太古集團在風雨飄搖的晚清與民初間，得以屹立不倒的核心策略資源。但買辦的地位，是否就是殖民協作者？或是他們其實也是香港早期移民商人身影的一部分？這個問題，畢可思沒有直接回答，卻留給讀者足夠的材料，思考買辦在帝國秩序中的模糊角色。1880年代，太古將公司重心從上海轉至香港。這個決定的背後，不只是戰略選擇，更是對中國政局的判斷。甲午戰爭前夕，內地市場風險劇增，港英政府在法律、金融與貿易基礎設施上的穩定性，成為吸引外資的核心優勢。太古的發展軌跡，不只是商業決策，更體現香港如何從華南邊陲港口，轉化為東亞資本流動的節點。但太古選擇香港，是否也造就了香港城市格局的單一性？從船塢到地產、從物流到航空，太古深度參與城市空間的重塑，也成為香港極少數能跨越殖民時代並延續至今的「世襲資本」。換言之，我們今日所見的「太古地鐵站」，不只是交通節點，更是資本地景的象徵。書中提到，太古雖屬英資背景，卻非完全排斥與華人商人合作。早期糖廠與船塢皆有本地資本或人力參與，國泰航空初創時亦有港商李兆基等人入股。然而，隨著公司體制化與國際化發展，這些合作關係逐步被「公司治理」、「股東責任」等英式管理制度取代。這是否反映了香港資本社會的斷層？在殖民秩序下，本地華商常需依附外資運作，才能擁有現代企業架構。而一旦進入制度化與國際化階段，本地商人就易被排除在外。太古不是例外，而是一種殖民資本主義的範本。因此，香港歷史上雖有無數移民商人成功白手起家，但他們能否進入如太古般的資本世襲體系，始終存疑。太古成功了，卻也形塑了一種近乎封閉的經濟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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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月前
換一雙眼睛看香港——從芭芭拉・華德的「意識模型」理解我們身處的斷裂時代
你可曾試過，站在一個自小長大的地方，卻忽然覺得它變得陌生？並非因街道翻新或市容改變，而是你忽然察覺：過去熟悉的一切，或許從未被真正理解過。那種感覺，彷彿失語，又像是被抽走了解釋世界的詞彙。半個世紀前，英國人類學家芭芭拉・華德（Barbara E. Ward）曾在香港長期生活與研究，留下了一系列有關社會結構、文化行為與宗教意識的田野觀察。她在2010年遺作結集成書，名為《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 — Mostly in Hong Kong》，不僅是對殖民地社會的紀錄，更是一種對「如何觀看他人看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反思。當下的香港，正處於一個難以用單一政治語言概括的斷裂時代：自由空間收窄，社群撕裂加劇，國族敘事全面主導，而個體解釋自身的方式被壓縮。在此時回望華德筆下的香港，我們或許應學習她的方法——暫時放下我們習慣的解釋框架，以「他者之眼」重新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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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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