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玖肆伍·國際香港圖書典藏館

在經濟版圖動盪之間，香港何以自處？——讀《世界新經濟格局下的亞太、中國和香港》

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理解當下香港所處的世界經濟格局？當美中關係持續緊張、全球產業鏈重組、地緣政治競爭升溫，香港這座長期自信於「全球城市」定位的轉口港，還能否在浪潮之中穩住自身角色？《世界新經濟格局下的亞太、中國和香港》一書，試圖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為我們梳理亞太區域、中國內部經濟政策，以及香港在新格局下的處境與選擇。作者汪康懋從宏觀經濟、國際貿易、區域合作，到金融體系的變動，描繪了一幅充滿張力的亞太經濟藍圖。特別是在美中對抗逐步結構性化、全球供應鏈去風險化（de-risking）的大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優勢，是否還能維持？這不僅是經濟學上的問題，也是關乎香港未來命運的核心提問。

關稅之外的陰影：從2025美中貿易戰，回望美國對香港的歷史政策

2025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點燃全球經貿緊張局勢，對中國商品課徵高達125%的懲罰性關稅，將中國排除於「全球對等關稅暫緩清單」之外。中國隨即宣布對美商品報復性加徵關稅，稅率升至125%，「中美關稅戰2.0」宣告全面爆發。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評論將焦點放在供應鏈斷裂、資本流動與市場信心上，但較少人注意到——這場貿易戰背後的博弈，仍沿襲自冷戰時期的「結構性對抗」。我們不妨回頭，從歷史的角度理解這場衝突的深層邏輯：為什麼美中對峙的陰影總在香港這個城市格外清晰？葉霖博士的《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正提供了我們觀察這個問題的絕佳切口。該書以大量解密檔案與一手史料，細緻剖析美國在戰後對香港的態度變遷，亦讓我們看見——在每一次風暴來臨時，香港總被夾在帝國邊界的模糊地帶，成為歷史與政治張力的縮影。二戰結束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在開羅會議表達對中國收回香港的支持，視此為反殖民主義的一部分。這在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宣傳中被廣泛引用。然而，戰後的現實迅速改變。為了鞏固與英國的戰略同盟，美國國務院在1945年後放棄了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立場，轉而接受英國繼續對港的殖民管治。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美國對中國政策全面轉向。美方對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恐懼，迅速凌駕反殖理念。香港此時被重新定義為冷戰前線——美國不僅不支持中國收回香港，還在私下與英國達成默契：保住香港，才保得住亞洲反共陣線的最後據點。書中引用多份解密檔案，證明國務院內部雖仍有部分人士主張支持民主化改革與去殖民政策，但在整體冷戰格局下，這些聲音無法推動實質政策調整。與此同時，華府更著手透過媒體、教育、文化等「軟實力」形式滲透香港，設下長期前哨與意識形態陣地。在1950至1960年代，香港的角色越來越多元——既是西方自由陣營的展示窗口，也是滲透中國大陸的情報基地；既是資本主義的示範區，也是「思想戰」的橋頭堡。葉霖特別強調，香港不單單是一個英國殖民地，更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灰色地帶」。美國情報部門在港設立多個監聽與情報收集中心，香港亦成為美國對華情報分析的神經中樞。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透過資助中文報刊、設立文化交流中心，推動自由主義思想滲透至華南地區。當時不少著名的自由派期刊，如《民主評論》、《自由中國》都曾短暫在香港發行，並且被中共列為重點封鎖對象。而這樣的「另類戰場」也直接牽動了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政策。書中指出，雖然中共在1949年後未有主動收回香港，但始終關注港內政治動向，並藉助左派社團與工會進行組織滲透。北京政府將香港定位為「暫不收回、可加以利用」的特殊地區，其對港政策長期處於務實與進取之間的拉鋸。1967年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左派在工會號召下發動大規模示威，進而演變成暴力衝突。美英兩國均高度關注香港局勢可能失控，葉霖詳細分析了美國當時的外交反應。事實上，美國內部對是否介入表現出高度矛盾：一方面擔心香港動盪波及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另一方面亦不願破壞與英國的盟友關係。在書中，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報告顯示，美國政府一度懷疑北京將藉此「奪回香港」，但也觀察到中共迅速下令「冷處理」，避免事件升級。這不僅反映出中共內部政策分歧，也讓美方進一步認識到——香港穩定，不僅對英國殖民政府有利，更是美中未來談判關係的關鍵籌碼。葉霖指出，六七暴動後，美國更加強化香港的「次要戰略價值」定位，不再寄望香港成為滲透中國的跳板，而是確保它作為東亞資本流動與文化交流的「緩衝地帶」繼續存在。1971年美國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迅速解凍。香港的角色也從「觀察中國」的基地，逐漸轉變為「被觀察」的對象。葉霖特別指出，尼克森過境香港的短暫停留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交流——香港成為東亞轉型的見證者，但不再是決策核心。美國的關注重心轉向北京，香港則逐漸被邊緣化。這也為之後1997年主權移交埋下伏筆。在整個1970年代，美國雖偶有關注香港的政治自由、人權問題，但多數仍以經濟穩定為優先，這種「去政治化」的香港政策，對香港後來的發展模式影響深遠。從今日回望，香港仍處在兩個大國角力的中心。中美關係雖已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但技術、金融、供應鏈等層面構成的「新冷戰」格局，使香港的制度、角色與命運再次變得不穩定。葉霖的研究讓我們理解，香港從來不是中立之地，它始終處在兩個帝國「例外處理」的歷史夾縫之中。在這裡，政策經常不基於香港人的選擇，而是基於美中大國的戰略計算。當今的香港，被迫重新擔任戰略緩衝區的角色，卻失去了昔日的外交自主空間。從2025年的關稅戰爭到科技制裁、金融審查，香港在全球秩序中的處境再次受到關注。但除非我們認清其歷史結構性問題，否則這座城市仍將一再陷入「被選擇」的命運中。《在中國的影子下》是一部歷史著作，但它同時也是一面鏡子。它讓我們看到一段段決策過程如何塑造香港的制度框架，也讓我們意識到：香港之所以重要，並非因為它的體量或軍事價值，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可能——在大國博弈中仍保有空間的可能。今天的香港可能已難以再成為當年自由世界對中國的觀察哨，但我們仍應記得，歷史所教給我們的不只是事實，更是理解權力與命運的方式。在新一輪關稅戰與全球對抗下，香港再度回到十字路口，而這段歷史正是照亮未來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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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月前

一百年前的「外國勢力」，與今天的「外國干預」有何分別？

一百年前的「外國勢力」，與今天的「外國干預」有何分別？當中國政府高聲指責西方干預、香港媒體提及「境外敵對勢力」幾成日常，你有否想過，這樣的政治語言其實早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已現雛形？羅伯特・尼爾德（Robert Nield）的《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讓我們重新認識那段被屢次選擇性遺忘的歷史——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到1943年抗戰中止不平等條約為止，百餘個「條約口岸」構成了一張深深植入中國土地的帝國網絡。這些據點，不僅是帝國主義的軍事與經濟前線，更是文化碰撞、制度實驗與現代化進程的奇異容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最持久、最成功的據點，其歷史命運尤其值得重新審視。今日我們見證香港「被中國化」的急速進程，或許可從這段歷史中，尋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回聲。條約口岸的誕生：歷史如何開啟「他者治理」的中國模式？「條約口岸」的建立，是西方列強以武力撬開中國疆域的直接結果。自1842年《南京條約》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開放通商起，英法美俄等國迅速擴張勢力，將數十個城市納入殖民勢力範圍。尼爾德詳細梳理了這些據點的誕生與演變，指出條約港的設置不只是為貿易服務，更創造了一套具殖民色彩的「他者治理」機制——治權由外人掌握、法治與稅制與內地斷裂、文化價值輸入當地生活。這樣的治理模式，不單止在空間上製造割裂，也在觀念上建構出一個「非我族類」的現代中國圖景。中國的主權，在這些據點內被有系統地抽離——而這種治理經驗，也成為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敘事中的恥辱起點。

曖昧的中心，流動的邊緣──重讀《香港大視野》與我們的歷史現場

由舊香港到新香港，無數事實告訴我們，我們所熟知的香港，正在被各種勢力、話語權重寫過去、現在和未來。但誰來重寫？如何重寫？在「歷史」本身也淪為政治工具的時代，我們還能相信哪種視角去看這座城市？正是在這樣的時刻，重讀日本歷史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視野》，反而提供了異常清澈的觀看方式——一種不屬於殖民者、也不屬於民族國家的視野。他不從中國的權力中心出發，也不被西方的秩序框架所綁，而是從海上網絡、僑民經濟、匯款系統與中介角色，構建出一個穿越國界、以流動為常態的「亞洲網絡中心」——香港。這不是對過去的浪漫懷舊，而是對當代危機的一種歷史解釋力。一、從「中心」看邊陲，或從邊陲理解亞洲？在今天的香港，「歷史」不再是一門遠觀的學科，而是一場正在爭奪的實時政治。無論是中學課綱的改寫、博物館展覽的重組、或是新聞報導中的表述鬥爭，香港的過去，早已被捲入今日的權力博弈之中。在這樣的時代重構下，重新閱讀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於1997年出版的《香港大視野》，不只是對過去的一次回顧，更可能為我們提供一種超越當代地緣政治框架的歷史眼光。濱下所提出的「亞洲網絡中心」觀點，拒絕將香港視為孤立的殖民地或附屬地，而是置於由華人移民、貿易金融、海洋活動構成的網絡交匯點。這種視角，不僅打破了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藩籬，也讓我們看見一個「從南方看中國」、「從移動中理解權力」的全新歷史框架。而這種網絡式理解，或許正是當下香港在「一國多制」名存實亡、政治與經濟深陷困局時，最迫切需要回應與反思的歷史資源。

從潮州仔到超人，再到「走資」象徵：李嘉誠與香港之間，究竟失落了什麼？

你有否想過，一個家族企業的全球擴張，為何會被視為一場撤退？李嘉誠，這位從塑膠花工場起家、縱橫華資商界數十載的「超人」，一度是香港拼搏精神的代名詞。然而，近年在中國與香港政經環境急劇轉變之下，他的企業策略卻轉而被解讀為「撤資」、「去香港化」，甚至成為輿論批判的箭靶。但若我們回到原點——他從哪裡來？他經歷過什麼？他如何建立起這個龐大的企業帝國？又為何最終選擇漸行漸遠？夏萍《李嘉誠傳》或可為我們提供一個細緻而充滿矛盾的理解視角。「超人」不是天降，是從逃難潮州仔走出來的李嘉誠並非富家子弟。他於1928年生於廣東潮州，童年因日軍入侵而輾轉流離，最終定居香港。父親早逝，他自十五歲起便需養家糊口。正如《李嘉誠傳》中所描繪，他最早在舅父的鐘錶行當學徒，之後投身塑膠製品行業，於1950年自創長江實業——這個名字，正象徵着「源遠流長、萬古長江」。這段創業史不只是個人奮鬥故事，更是戰後香港整體移民社會的縮影：一代華人移民在殖民地香港的夾縫中尋找空間、累積資本、逐步建立起華資企業的話語權。若無戰亂的逃難經歷、移民城市的制度真空與殖民政府的放任姿態，李嘉誠可能只會是一位潮汕小商人，而非後來的「華人首富」。從「塑膠花王國」轉型為地產帝國六十年代，塑膠工業已漸見飽和，李嘉誠在多次轉型中展現驚人的眼光。他大膽進軍地產市場，尤其在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主導的殖民秩序動搖，不少歐資企業陸續撤資，留下大量廉價土地與資產。他趁勢擴張，逐步收購土地、工廠和寫字樓，並於1979年以港幣30億元收購英資老牌企業和記黃埔，打破華資難入英資商界核心的魔咒。這場併購，不只是商業操作，更是一種象徵性逆轉：一個潮州仔，在殖民權力高牆上，開出一道缺口。《李嘉誠傳》中不乏描述此併購案細節——包括其如何以低於市價的方式贏得談判，如何讓英資財團甘願退出，也記錄了華資商界如何群起支持，視之為「本土資本崛起」的重大里程碑。從「香港之光」到「背棄香港」問題來了：這樣一位曾為港人驕傲的代表人物，為何會在回歸後逐步從香港輿論場中跌落神壇？李嘉誠在2010年代後期開始重新調整資產配置，逐步將部分資金轉向海外市場，尤以歐洲為主，媒體與輿論開始出現「撤資」說法，甚至有官媒文章批評其「不愛國」、「不挺中央政策」。尤其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李嘉誠一番「黃金有價，此心無價」的廣告標語，雖未明言支持抗議，但已遭「中央喉舌」批為「兩面人」，引發中國網絡輿論激烈攻擊。從《李嘉誠傳》觀之，這位「寧肯賠錢都不想惹麻煩」的商人，對政治向來敬而遠之。他支持慈善與教育，卻極少高調表態，曾言「政治無關我」。但正是這種在殖民時代行得通的「政經分離」原則，卻在中港融合後不再適用——在今天的中國資本主義中，忠誠不再是選項，而是成本。他的撤資，是精明還是退場？在資產大舉轉往歐洲、英國與加拿大的背景下，李嘉誠的全球資產配置策略，的確展現出對中國市場與香港風險的高度警惕。這種行為可視為一種風險管理，也可被批評為缺乏承擔。然而，我們也該思考：是誰讓這樣的「風險」成為一種企業家不得不因應的現實？書中提及，李嘉誠雖然淡出實際管理，但仍長期關注政策變化與國際形勢。在2015年股市動盪、2016年港獨爭議、2019年社會運動與疫情交錯期間，他的每一筆資金轉移都被解讀為一種「政治訊號」。但這是否亦反映出一個問題：香港是否仍容許企業家保持沉默與中立？李嘉誠留給香港的貢獻李嘉誠從來不是政治人物，他的貢獻也未必在於提出價值觀，而在於示範了一條由個人—家族—社群—資本的連接路徑。《李嘉誠傳》多次記錄其對醫療、教育的捐獻——設立汕頭大學、李嘉誠基金會、資助本地大學與研究項目——但這些是否能填補他在城市再建與制度信任上的空白？他留下的是大量城市地標（如港島東）、龐大就業與財富創造、但也留下高地價政策與財富極端集中下的都市焦慮。他既是建設者，也是壟斷象徵——既代表「香港做得到」，也象徵「香港早已固化」。這一點，在今天的房屋與社會流動議題中，尤其成為針對李嘉誠與其商業模式的輿論焦點。結語：今天的我們，還能期待下一個「李嘉誠」嗎？在一個不再鼓勵獨立思考、不再容許沉默不語的政經環境中，「李嘉誠式」的企業家似乎成了過去式。他所代表的香港，是一個相信市場規律、自我進修與「做得好會被看到」的年代。而如今的香港，愈來愈像一個需要「選邊站」、不容模糊空間的戰場。閱讀《李嘉誠傳》，我們不只是閱讀一位商人的發跡史，更是在回望一段已然消逝的城市哲學。那是一種相信制度與個人努力可建立信任的信念；是一種「做實事、不說空話」的文化；也是一種可以用時間累積價值、用沉默抵禦風暴的資本精神。當香港變得不再能孕育「白手興家」的傳奇時，也許我們該問的，是這城市的基因，是否已與李嘉誠所熟悉的那個時代，徹底割裂。

香港的問題，要從家說起：從《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看當代社會權力的重組與幻滅

今天的香港，還可能出現另一個「白手興家」的故事嗎？在資產階級已固化、樓市與政權深度交纏的今天，這個問題似乎幼稚。然而翻開《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我們看到的卻不是虛幻的傳奇，而是一部制度未成形時的社會自組圖譜：在英殖統治極少涉足的早期百年裡，是誰提供了教育、醫療與基本社會秩序？這些並不是殖民政府的職責重點——根據鄭宏泰與高皓的研究，在1841到1941年間，港英政府對華人社群的管理多數停留於司法與稅收層面，社會服務、教育與醫療等大量需求，實質上仰賴民間家族集資與興辦。家族，不只是經濟單位，更是信任的容器？當我們重讀《白手興家》時會發現，香港的早期發展並非純粹資本推動的結果，而是「家族—社群—市場」三角關係的產物。從羅文錦在報業與醫療上的投資，到李樹培家族在教育與公共服務上的深耕，再到李石朋以押店、地產拓展成為資本巨頭的歷程，每個「白手興家」的故事都離不開一個核心：信任如何構建。羅文錦並非殖民統治者眼中的理想合作對象，他與政府的關係介乎協商與制衡之間，但他能獲得社會廣泛支持，正因其主持的《工商日報》與養和醫院，成為市民可依賴的資訊與醫療平台。他既不全屬商界，也不純粹是知識階層，而是以家族網絡為基礎，在制度邊緣創造公共價值。這種信任機制，在今日香港正日漸凋零。無論是財團辦報、跨代傳承基金，還是政治與商界人物的家族關係，公眾多以「裙帶」、「壟斷」、「特權」觀之。當家族不再是社會信任的建構者，反而成為權力排除的象徵，意味著整體社會對家族資本的觀感已從仰望轉為質疑。新時代的家族失語：從「社群連結」到「體制嵌入」在《白手興家》的家族故事中，有一項共通特點：這些家族大多在制度未完善之前起家，在無法依靠政府的時代自建網絡，在殖民治理容忍之下尋找空隙。但到了今天的香港，我們觀察到一個明顯轉變：家族不再是制度之外的力量，而是徹底嵌入制度中的一部分。當家族成為政協、人大代表，或進入選舉委員會成為建制政治參與者的一環，他們的社會角色便由「秩序創造者」變為「權力穩定器」。這樣的身份轉換，使得不少曾有改革抱負的家族失去獨立性，甚至喪失「從社會來，到社會中去」的原始衝動。曾經李光耀在新加坡強調政府與家族企業的清晰劃界，今日香港卻朝著相反方向前行：地產財團幾乎影響所有政策層面，包括土地供應、房屋分配、醫療資源與教育撥款。這種「政經共同體」的形成，使家族不再需要透過服務社群來獲得地位，而僅需透過對權力的忠誠來確保存續。香港的「家族政治」與國際比較：新加坡、台灣與我們的距離回望亞洲其他地區，我們可見不同的「家族與社會」模式。新加坡的家族企業在政策框架下受限於反貪機構監管，不能過度滲透公部門；台灣的企業家族則往往需透過公共論述與社會參與重塑企業形象，如張榮發基金會、台塑企業永續部門，皆努力將商業活動與社會責任接軌。但香港呢？《白手興家》展示的是一個從零開始的時代——那時候沒有政策補貼、沒有特權通道、沒有「合作框架」，一切靠自己搭建信任網絡、累積口碑與承擔社群責任。這樣的歷史反而成為今天制度設計者該回望的座標。我們是否能讓新一代的家族或企業，重新透過實質社會貢獻來獲得社會認可，而非單靠政治接軌？如果不能，那麼我們將失去的，不只是另一次「白手興家」的機會，而是香港最核心的社會再生能力。家族記憶的政治與文化隱退：從祠堂、家書到公共敘事的缺席另一層被忽略的轉變，是家族記憶如何逐漸退出香港的公共敘事。過去的宗祠文化、家族檔案、族譜撰修，是一種歷史與身份連結的形式，也是一種代際責任的實踐。但今天，家族記憶往往被視為私人財富的象徵，而非文化延續的基礎。《白手興家》中不少篇章提及家族如何透過文書記錄、族產分配、集體決議維持家道與社會影響力，例如李石朋家族的押店簿冊、周壽臣的資產信託、何東的教育捐贈備忘錄，皆為一種文化上的「制度」。這些看似瑣碎的操作，其實構成了一種在法律與信任之間的民間治理技術。當這種文化被消解，家族被簡化為「權貴」或「資產」代名詞，我們也失去了一種用歷史治理當下的能力。今天的香港，迫切需要重建「記憶的制度」——無論是社區史、企業史、家族史，皆應重新獲得公共敘事的位置。結語：我們要的是傳奇，還是現實可複製的社會動能？《白手興家》之所以仍值得細讀，不是因為它讓人懷舊或感動，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套被遺忘的治理原則：當社會面臨困難，真正有效的不是命令或資源，而是信任與責任的再建。今天的香港正值分岔點。制度仍在，但信任已損；財富仍有，但社會連結斷裂；公務猶存，但公共性不再。我們還有機會從家族、社群、企業與地方中找回那種從零開始、為群體服務、以信為本的社會動能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白手興家」便不只是歷史，更是未來的密碼。

換一雙眼睛看香港——從芭芭拉・華德的「意識模型」理解我們身處的斷裂時代

你可曾試過，站在一個自小長大的地方，卻忽然覺得它變得陌生？並非因街道翻新或市容改變，而是你忽然察覺：過去熟悉的一切，或許從未被真正理解過。那種感覺，彷彿失語，又像是被抽走了解釋世界的詞彙。半個世紀前，英國人類學家芭芭拉・華德（Barbara E. Ward）曾在香港長期生活與研究，留下了一系列有關社會結構、文化行為與宗教意識的田野觀察。她在2010年遺作結集成書，名為《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 — Mostly in Hong Kong》，不僅是對殖民地社會的紀錄，更是一種對「如何觀看他人看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反思。當下的香港，正處於一個難以用單一政治語言概括的斷裂時代：自由空間收窄，社群撕裂加劇，國族敘事全面主導，而個體解釋自身的方式被壓縮。在此時回望華德筆下的香港，我們或許應學習她的方法——暫時放下我們習慣的解釋框架，以「他者之眼」重新觀看。

《何家女子》與後殖民香港：一場未竟的女性覺醒之路

何以一個華人家族的女性故事，能讓我們重新思考香港的身份、階級與性別？在今日香港處於政治轉型與文化重塑的關鍵時刻，《何家女子：三代婦女傳奇》一書，不只是家族傳記的回望，而是對殖民遺緒、父權秩序與中西衝突下女性位置的深刻辯證。從施氏、張靜蓉到何艾齡，這三代何家女性的人生軌跡，交織出香港百多年來女性如何掙脫制度束縛、尋求主體自主的集體記憶，也折射出這座城市在時代巨輪下的文化矛盾與認同轉折。一、從無名到有聲：施氏的隱身與現身施氏，一個在十九世紀中葉被賣至香港的弱女子，其身世多由口述與家族傳說構成。她的故事宛如開埠香港的倒影：混亂、漂泊、無根，卻又充滿求生的韌性。作為一位「涉外婚婦」，施氏並非因愛情與荷蘭商人何仕文結合，而是以極有限的主體選擇，在殖民制度與華人社會邊緣中覓得立足點。書中推測，施氏可能出身於蜑家社群 —— 一個在傳統中國被視為「賤民」的水上族群。這個背景使她與殖民者之間形成一種「邊緣對邊緣」的聯盟，也象徵了早期香港社會秩序的鬆動。她對兒子教育的重視（如何東送子入西學）、對家庭的堅守，讓她的「無聲」成為奠基香港上流家族的根本聲音。二、被困與突圍：張靜蓉與麥秀英的模範與矛盾來到第二代女性，情況更複雜也更具象徵性。張靜蓉與麥秀英作為何東的配偶，不再是社會最邊緣者，卻仍被囿於男權家庭的架構之中。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秩序下，她們既享物質富裕、社交地位與慈善事業的空間，又同時活在彼此爭寵、名分難明的陰影裡。書中記述，張靜蓉與何東「青梅竹馬」、「扶持家業」，但在周綺文等新寵進門後，讓出正室之名，展現殖民香港社會中法律一夫一妻與華人實踐多妻制之間的矛盾張力。但與上一代相比，這一代女性已能夠透過宗教、慈善與國際視野重新塑造自身角色。張靜蓉晚年投身佛教，與東蓮覺苑關係密切，透過宗教實踐與慈善活動，建構不依附丈夫的精神王國，體現「道場即家國」的轉化邏輯。這種以傳統包裝現代自覺的策略，既是香港婦女的生存之道，也讓人反思當代女性如何在現有秩序中重塑自我。三、知識與自由的代價：何艾齡與第三代的現代性焦慮進入第三代的何艾齡、何文姿、何孝姿，我們看到的是受西式教育與文化啟蒙的一群香港女性。她們擁有博士學歷、環遊世界、講多國語言，是今日香港所標榜的「國際女性」原型。她們不再滿足於在丈夫身後「夫唱婦隨」，而是爭取戀愛、婚姻甚至政治立場上的自主選擇。根據書中記載，何艾齡於英國及香港接受教育，曾在香港大學修讀文學，亦曾投身社會與慈善事業，成為具現代視野的女性代表。然而，即使在現代教育與階級優勢的加持下，她們依舊無法完全擺脫結構性性別分工的影響。家庭中的「三從四德」陰影、社會中「女性應柔順」的觀感，以及殖民與中國認同的拉扯，使「自由女性」的現代神話，在香港的歷史語境中顯得格外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