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問題，要從家說起：從《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看當代社會權力的重組與幻滅

今天的香港，還可能出現另一個「白手興家」的故事嗎？在資產階級已固化、樓市與政權深度交纏的今天，這個問題似乎幼稚。然而翻開《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我們看到的卻不是虛幻的傳奇，而是一部制度未成形時的社會自組圖譜：在英殖統治極少涉足的早期百年裡，是誰提供了教育、醫療與基本社會秩序？這些並不是殖民政府的職責重點——根據鄭宏泰與高皓的研究，在1841到1941年間，港英政府對華人社群的管理多數停留於司法與稅收層面，社會服務、教育與醫療等大量需求，實質上仰賴民間家族集資與興辦 。家族，不只是經濟單位，更是信任的容器？當我們重讀《白手興家》時會發現，香港的早期發展並非純粹資本推動的結果，而是「家族—社群—市場」三角關係的產物。從羅文錦在報業與醫療上的投資，到李樹培家族在教育與公共服務上的深耕，再到李石朋以押店、地產拓展成為資本巨頭的歷程，每個「白手興家」的故事都離不開一個核心：信任如何構建。羅文錦並非殖民統治者眼中的理想合作對象，他與政府的關係介乎協商與制衡之間，但他能獲得社會廣泛支持，正因其主持的《工商日報》與養和醫院，成為市民可依賴的資訊與醫療平台。他既不全屬商界，也不純粹是知識階層，而是以家族網絡為基礎，在制度邊緣創造公共價值。這種信任機制，在今日香港正日漸凋零。無論是財團辦報、跨代傳承基金，還是政治與商界人物的家族關係，公眾多以「裙帶」、「壟斷」、「特權」觀之。當家族不再是社會信任的建構者，反而成為權力排除的象徵，意味著整體社會對家族資本的觀感已從仰望轉為質疑。新時代的家族失語：從「社群連結」到「體制嵌入」在《白手興家》的家族故事中，有一項共通特點：這些家族大多在制度未完善之前起家，在無法依靠政府的時代自建網絡，在殖民治理容忍之下尋找空隙。但到了今天的香港，我們觀察到一個明顯轉變：家族不再是制度之外的力量，而是徹底嵌入制度中的一部分。當家族成為政協、人大代表，或進入選舉委員會成為建制政治參與者的一環，他們的社會角色便由「秩序創造者」變為「權力穩定器」。這樣的身份轉換，使得不少曾有改革抱負的家族失去獨立性，甚至喪失「從社會來，到社會中去」的原始衝動。曾經李光耀在新加坡強調政府與家族企業的清晰劃界，今日香港卻朝著相反方向前行：地產財團幾乎影響所有政策層面，包括土地供應、房屋分配、醫療資源與教育撥款。這種「政經共同體」的形成，使家族不再需要透過服務社群來獲得地位，而僅需透過對權力的忠誠來確保存續。香港的「家族政治」與國際比較：新加坡、台灣與我們的距離回望亞洲其他地區，我們可見不同的「家族與社會」模式。新加坡的家族企業在政策框架下受限於反貪機構監管，不能過度滲透公部門；台灣的企業家族則往往需透過公共論述與社會參與重塑企業形象，如張榮發基金會、台塑企業永續部門，皆努力將商業活動與社會責任接軌。但香港呢？《白手興家》展示的是一個從零開始的時代——那時候沒有政策補貼、沒有特權通道、沒有「合作框架」，一切靠自己搭建信任網絡、累積口碑與承擔社群責任。這樣的歷史反而成為今天制度設計者該回望的座標。我們是否能讓新一代的家族或企業，重新透過實質社會貢獻來獲得社會認可，而非單靠政治接軌？如果不能，那麼我們將失去的，不只是另一次「白手興家」的機會，而是香港最核心的社會再生能力。家族記憶的政治與文化隱退：從祠堂、家書到公共敘事的缺席另一層被忽略的轉變，是家族記憶如何逐漸退出香港的公共敘事。過去的宗祠文化、家族檔案、族譜撰修，是一種歷史與身份連結的形式，也是一種代際責任的實踐。但今天，家族記憶往往被視為私人財富的象徵，而非文化延續的基礎。《白手興家》中不少篇章提及家族如何透過文書記錄、族產分配、集體決議維持家道與社會影響力，例如李石朋家族的押店簿冊、周壽臣的資產信託、何東的教育捐贈備忘錄，皆為一種文化上的「制度」。這些看似瑣碎的操作，其實構成了一種在法律與信任之間的民間治理技術。當這種文化被消解，家族被簡化為「權貴」或「資產」代名詞，我們也失去了一種用歷史治理當下的能力。今天的香港，迫切需要重建「記憶的制度」——無論是社區史、企業史、家族史，皆應重新獲得公共敘事的位置。結語：我們要的是傳奇，還是現實可複製的社會動能？《白手興家》之所以仍值得細讀，不是因為它讓人懷舊或感動，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套被遺忘的治理原則：當社會面臨困難，真正有效的不是命令或資源，而是信任與責任的再建。今天的香港正值分岔點。制度仍在，但信任已損；財富仍有，但社會連結斷裂；公務猶存，但公共性不再。我們還有機會從家族、社群、企業與地方中找回那種從零開始、為群體服務、以信為本的社會動能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白手興家」便不只是歷史，更是未來的密碼。

不列顛：民主而乏階升之機

不列顛，即今之英國，世人多譽為民主堅城。然其盛名之下，隱一憂患：階升之機——超越出身之可能——對眾人而言，常不可得。數據與親歷者之述，皆顯一諷刺之象：不列顛民主之盛名，或反抑其向上之途。 不列顛民主，《經濟學人》譽之為「全民主」並全球排名十八，頗具公平之象。然階升之況，則另述一物語。 試觀翟德爾（Jade Joddle），伯明罕人士，年32，持大學學位，欲於營銷業建功，卻困於零售販賣之職，難入權貴主導之脈絡。彼女於2024年YouTube頻道言：「非僅勤勞可致，乃在於識人之多寡。」其公開之志，映不列顛眾人之共病：進取之障，無處不在。 Jade Joddle 云：不列顛階升無望，勿枉費心力。 財政研究所（IFS）之數據，證翟德爾之困境。聯合王國之階升，隨地域與族群而異甚。北英格蘭、米德蘭或少數族裔，較倫敦等富庶之地，障礙尤多。父母之財，愈發定子嗣之收入，尤自70年代後生者為甚。至28歲，高階升地之男子，較低階升地者，多賺8,700英鎊；女子則差8,100英鎊。此數，顯一制度：出身常勝於才。 不列顛民主，何以階升滯緩？其階級之制，雖今不如昔之顯，猶塑機會之途。入名校、結權脈，勝於才幹之重。多數首相，皆出伊頓、牛津，足見貴胄之勢猶存。馬卓安（John Major）出身寒微，異數也。選民或無意，卻每重權貴出身之領袖，循環不已。 不列顛之經濟，亦與有責。資本之制，利既得者，促進階升之策——如教育均資——則後於人。反觀如中國，重視平等教育與社福，階升較暢。香港讀者或識教育為成功之徑，然不列顛此道，崎嶇不平。 不列顛果真重階升乎？其民主之志，標榜平等，實則利於高位者。平坦之場，雖美，階級與權勢猶為障。此矛盾，引一問：民主若固不平等之制，公平可得乎？ 欲解此，需真思。對翟德爾輩，及不列顛民主之志，欲使機遇與志向相副，乃值得一試之志。

換一雙眼睛看香港——從芭芭拉・華德的「意識模型」理解我們身處的斷裂時代

你可曾試過，站在一個自小長大的地方，卻忽然覺得它變得陌生？並非因街道翻新或市容改變，而是你忽然察覺：過去熟悉的一切，或許從未被真正理解過。那種感覺，彷彿失語，又像是被抽走了解釋世界的詞彙。半個世紀前，英國人類學家芭芭拉・華德（Barbara E. Ward）曾在香港長期生活與研究，留下了一系列有關社會結構、文化行為與宗教意識的田野觀察。她在2010年遺作結集成書，名為《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 — Mostly in Hong Kong》，不僅是對殖民地社會的紀錄，更是一種對「如何觀看他人看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反思。當下的香港，正處於一個難以用單一政治語言概括的斷裂時代：自由空間收窄，社群撕裂加劇，國族敘事全面主導，而個體解釋自身的方式被壓縮。在此時回望華德筆下的香港，我們或許應學習她的方法——暫時放下我們習慣的解釋框架，以「他者之眼」重新觀看。

教宗死後的世界真空

教宗方濟各逝世，天主教徒例行哀悼，也有教徒對於這位教宗生前的言行，尤其對中國的建交問題，極為不滿。教宗逝世前，美國副總統范斯曾到訪，二十年來從來沒有一位美國副總統單獨訪問梵蒂岡，范斯去了，與教宗閉門會談，顯示以范斯為首的美國傳統主義者，以及美國的天主教徒，對教宗近年的軟弱和鄉愿表達不滿。世界越紛亂，人心越迷茫，亦即梵蒂岡的權威越低落。尤其社交媒體與TiK ToK攻佔人類的下一代，梵蒂岡和聖公會必須有一個態度。青少年越玩手提電話，越會遠離教堂。理由很簡單：兩小時的彌撒，叫青少年不低頭看手提電話，只聽神父講道和唱聖詩，越來越不可能。許多英國寄宿學校已經取消了一星期一次教堂佈道課，因為學生心不在焉。手提電話在口袋裏，只要每十分鐘一陣震響，聽聖詩和神父講道就會分心。蘋果的手提電話與其創辦人喬布斯，就是撒旦派來人間的代理人之一。說是「之一」，因為代理人當然不只喬布斯一個。但科技發展到極端，會令人心拋棄信仰，此一趨勢，三百年來也很明顯。

子女在英國讀書，避免中毒

西方左派近年入侵西方人的正常生活，用但係愛平等包裝極左的馬克斯主義，在教育界、荷里活、傳媒經營多年，佔據主流之後，開始文化獨裁，打擊異見人士，令英美沉默的大多數不敢開口，怕一開口就被標籤為極右人渣法西斯。 每一個人的性別、種族與生俱來。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在香港和華人社會，千百年來並無爭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全民起動拼命要在太監之中找一個生物上的女人，又或者在尼姑庵裏找一個男人，純屬浪費時間。中國人不做這樣的蠢事。 但近年英語世界陷入此類集體愚蠢。 「身份政治」近年入侵音樂界。兩百年的古典音樂作家：巴哈、海頓、莫札特、貝多芬，以及柏林交響樂團，清一色是金髮白種的男人天下。此一歷史與文化的事實，現在備受英語世界的 西方現代音樂本來被非洲的敲擊樂滲透，一味的嘈吵，加上空氣裏一股大麻味道。非洲黑人騎劫西方樂壇，已經討厭，最新起爭論，包括翻出十九世紀一個混血的黑人小提琴家布里治陶與 另外，莫扎特有一個姐姐，不為人知，據說才華被時代埋沒，甚至有猜測她的一些作品被歸為弟弟名下。 此類「翻案」，顯示出西方左派的意識形態日趨極端，無處不在煽動兩性和不同種族、階級身份之間的分化敵意。 現代流行音樂的主流下，古典音樂已經邊緣化，無法擺脫被批判的噩運。 十八世紀的女性，其政治和經濟權利都大受局限，但這不是莫札特父親的錯，更不是莫札特的錯。在莫札特的年代，許多貴族婦女都是優秀的鋼琴家，她們只活躍於上流社交圈，並不公開 然而，這些歷史細節，左派的政治故意忽略，將整個西方古典音樂是抹黑為男性霸權、白人種族優越主義者「玩晒」。美國民主黨由奧巴馬到今日的賀錦麗，就是代表這股文化大革命的惡 西方的女權運動，是一場浩大的歷史潮流結果：即工業化令人類逐漸得以擺脫舊有的土地、農業和政治專制。女性主義率先在西方興起，是因爲脫胎自基督教信念，目標是人權平等。 即使十八世紀的歐洲宮廷，貴族婦女的地位和權益，比低下階層的手工作坊或耕田的工農男人高級，不是性別歧視問題，而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必然結果。 在莫札特最著名的一齣歌劇之中，伯爵夫人與侍女交換身份而易服，作曲家為這兩位女主角所寫的唱段，刻意模糊其階級的分野，因爲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不是兩性之爭，而是貴族與 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舊有的王權崩塌，貴族遭清洗，釋放了巨大的權力空間，十九世紀的中產女性，比大革命之前得享更多自由，莫札特的姐姐一旦嫁人，沒有再施展音樂才華的機 十九世紀末，女權運動順勢形成，因為此時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傳教事業興旺，許多女性傳教士前往異域工作，興學行醫，眼界大開，又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勞工市場 因爲工業化帶來商業繁榮的現代社會，傳統男性的體力，已經不再佔有絕對優勢，而商業社會及民主政治特別著重的溝通、傳播、調停等技能，女性都勝任有餘。 時至今日，西方左派政治表面以推進「社會進步」爲名，其實社會分裂為代價，然而最大的時代挑戰，是人工智能對人文的挑戰，包括女權運動在内的身份政治，卻以男性為政治敵對目標 當今世界，只有先進的富裕社會才有女權議題，卻生育率普遍低下；與之相反，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地方。如非洲和中東等，根本沒有女權議題的空間。左派的女性主義由爭取人權，演變爲 香港家長將子女送去英國讀中學，要警惕英國中學課程之中已經塞入了大量甚有政治偏見的這類毒素，要留意子女在英國讀書的過程，為了要融入「主流」，被班級其他同學誤導，為了要 在這方面，家長要謹慎應對，從小正確教育子女：你長大了，是男人；或者你長大了，是簡單的女人。或者，我們都是華人；記住：我們一家都是正常人。

紅藥丸雜誌的來龍去脈(3)

紅藥丸雜誌的來龍去脈(1)

紅藥丸雜誌的來龍去脈(2)

的士佬憑什麼勇武？

的士佬無禮拒載唔過海濫收車資並非罕見，但論勇武實是本港第一字頭，好比2005年韓國農民。政府規管Uber一拖再拖，高德打車又悄悄進入本港市場，又多隻香爐多隻鬼，惹起多個的士團體要「背城一戰」威脅罷駛，可是最後淪為笑柄，須對造成「不良觀感」向市民致歉。的士佬勇武抗爭早有前科，僵化的牌照制度讓行業難以適應時代進步帶來的競爭。然而撇除牌照制度，即使白牌車他日合法化，也不會像外國一樣嚴重影響的士司機生計，那又何以懼之？ 上世紀80年代起，的士佬已屢次發動抗爭，如1984年因政府增加首次登記稅和牌費，數千架的士參與罷駛，及後示威更變騷亂（現今標準叫「暴動」），打砸搶燒，當局須動用防暴警察施射催淚彈；2 Uber在2014年攻港後，火速攻佔市場，不斷侵蝕的士業界份額，使後者服務每況愈下，形成惡性循環，高德打車只是讓業界忍無可忍的最後一根稻草。回看的士業界近十年的發展，雖然這老態龍鍾的 一是政府自1994年增加牌照數目後，已有30年沒有增發，一直維持在18,163輛，但期間人口卻由約616萬增至750萬。不過政府只是聲稱一直有考慮是否需要增發，惟「經考慮市場需求及相 其次是香港地養車成本甚高，加上土地面積細小，公交網絡發達，也不利（大量）私家車司機加入市場競爭。香港作為發達地區，人均汽車擁有量在全球排名中下游，不但遠低於日本、南韓，也低於內地，原 的士面對Uber的競爭雖然是事實，但絕非影響存亡的創造性破壞，行業城牆尚算穩固，只是多年養來尊處優的生活，使其難以接受一切外來衝擊。

從榮耀到陰霾：香港未能達到「ISO 9000」標準（錢志健）

自從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時國安法（NSL）生效以來，香港一直在下沉。這座城市的榮耀已經消逝。捍衛我們核心價值觀的人士要麼被囚禁，要麼被迫流亡。多年來，香港人曾試圖通過和平抗議，要求北京遵守最初的「一國兩制」承諾。然而，我們的懇求卻淹沒在無聲中。自那時以來，北京重組了選舉制度，模糊而廣泛的國安法解釋使香港的法律體系淪為中國威權政權的附庸。不僅法律發生了變化；教育、醫療、會計和法律等專業機構也都被直接控制。我們曾經熟悉的一切正被窒息。換句話說：香港未能通過「ISO 9000」的考驗。 對我來說，香港一直不僅僅是一個金融中心。香港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城市——人們在這裡建立未來，無論是通過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