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藥丸雜誌的來龍去脈(1)

紅藥丸雜誌的來龍去脈(2)

的士佬憑什麼勇武？

的士佬無禮拒載唔過海濫收車資並非罕見，但論勇武實是本港第一字頭，好比2005年韓國農民。政府規管Uber一拖再拖，高德打車又悄悄進入本港市場，又多隻香爐多隻鬼，惹起多個的士團體要「背城一戰」威脅罷駛，可是最後淪為笑柄，須對造成「不良觀感」向市民致歉。的士佬勇武抗爭早有前科，僵化的牌照制度讓行業難以適應時代進步帶來的競爭。然而撇除牌照制度，即使白牌車他日合法化，也不會像外國一樣嚴重影響的士司機生計，那又何以懼之？ 上世紀80年代起，的士佬已屢次發動抗爭，如1984年因政府增加首次登記稅和牌費，數千架的士參與罷駛，及後示威更變騷亂（現今標準叫「暴動」），打砸搶燒，當局須動用防暴警察施射催淚彈；2 Uber在2014年攻港後，火速攻佔市場，不斷侵蝕的士業界份額，使後者服務每況愈下，形成惡性循環，高德打車只是讓業界忍無可忍的最後一根稻草。回看的士業界近十年的發展，雖然這老態龍鍾的 一是政府自1994年增加牌照數目後，已有30年沒有增發，一直維持在18,163輛，但期間人口卻由約616萬增至750萬。不過政府只是聲稱一直有考慮是否需要增發，惟「經考慮市場需求及相 其次是香港地養車成本甚高，加上土地面積細小，公交網絡發達，也不利（大量）私家車司機加入市場競爭。香港作為發達地區，人均汽車擁有量在全球排名中下游，不但遠低於日本、南韓，也低於內地，原 的士面對Uber的競爭雖然是事實，但絕非影響存亡的創造性破壞，行業城牆尚算穩固，只是多年養來尊處優的生活，使其難以接受一切外來衝擊。

從榮耀到陰霾：香港未能達到「ISO 9000」標準（錢志健）

自從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時國安法（NSL）生效以來，香港一直在下沉。這座城市的榮耀已經消逝。捍衛我們核心價值觀的人士要麼被囚禁，要麼被迫流亡。多年來，香港人曾試圖通過和平抗議，要求北京遵守最初的「一國兩制」承諾。然而，我們的懇求卻淹沒在無聲中。自那時以來，北京重組了選舉制度，模糊而廣泛的國安法解釋使香港的法律體系淪為中國威權政權的附庸。不僅法律發生了變化；教育、醫療、會計和法律等專業機構也都被直接控制。我們曾經熟悉的一切正被窒息。換句話說：香港未能通過「ISO 9000」的考驗。 對我來說，香港一直不僅僅是一個金融中心。香港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城市——人們在這裡建立未來，無論是通過商業、  

子女在英國讀書，避免中毒

西方左派近年入侵西方人的正常生活，用但係愛平等包裝極左的馬克斯主義，在教育界、荷里活、傳媒經營多年，佔據主流之後，開始文化獨裁，打擊異見人士，令英美沉默的大多數不敢開口，怕一開口就被標籤為極右人渣法西斯。 每一個人的性別、種族與生俱來。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在香港和華人社會，千百年來並無爭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全民起動拼命要在太監之中找一個生物上的女人，又或者在尼姑庵裏找一個男人，純屬浪費時間。中國人不做這樣的蠢事。 但近年英語世界陷入此類集體愚蠢。 「身份政治」近年入侵音樂界。兩百年的古典音樂作家：巴哈、海頓、莫札特、貝多芬，以及柏林交響樂團，清一色是金髮白種的男人天下。此一歷史與文化的事實，現在備受英語世界的 西方現代音樂本來被非洲的敲擊樂滲透，一味的嘈吵，加上空氣裏一股大麻味道。非洲黑人騎劫西方樂壇，已經討厭，最新起爭論，包括翻出十九世紀一個混血的黑人小提琴家布里治陶與 另外，莫扎特有一個姐姐，不為人知，據說才華被時代埋沒，甚至有猜測她的一些作品被歸為弟弟名下。 此類「翻案」，顯示出西方左派的意識形態日趨極端，無處不在煽動兩性和不同種族、階級身份之間的分化敵意。 現代流行音樂的主流下，古典音樂已經邊緣化，無法擺脫被批判的噩運。 十八世紀的女性，其政治和經濟權利都大受局限，但這不是莫札特父親的錯，更不是莫札特的錯。在莫札特的年代，許多貴族婦女都是優秀的鋼琴家，她們只活躍於上流社交圈，並不公開 然而，這些歷史細節，左派的政治故意忽略，將整個西方古典音樂是抹黑為男性霸權、白人種族優越主義者「玩晒」。美國民主黨由奧巴馬到今日的賀錦麗，就是代表這股文化大革命的惡 西方的女權運動，是一場浩大的歷史潮流結果：即工業化令人類逐漸得以擺脫舊有的土地、農業和政治專制。女性主義率先在西方興起，是因爲脫胎自基督教信念，目標是人權平等。 即使十八世紀的歐洲宮廷，貴族婦女的地位和權益，比低下階層的手工作坊或耕田的工農男人高級，不是性別歧視問題，而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必然結果。 在莫札特最著名的一齣歌劇之中，伯爵夫人與侍女交換身份而易服，作曲家為這兩位女主角所寫的唱段，刻意模糊其階級的分野，因爲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不是兩性之爭，而是貴族與 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舊有的王權崩塌，貴族遭清洗，釋放了巨大的權力空間，十九世紀的中產女性，比大革命之前得享更多自由，莫札特的姐姐一旦嫁人，沒有再施展音樂才華的機 十九世紀末，女權運動順勢形成，因為此時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傳教事業興旺，許多女性傳教士前往異域工作，興學行醫，眼界大開，又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勞工市場 因爲工業化帶來商業繁榮的現代社會，傳統男性的體力，已經不再佔有絕對優勢，而商業社會及民主政治特別著重的溝通、傳播、調停等技能，女性都勝任有餘。 時至今日，西方左派政治表面以推進「社會進步」爲名，其實社會分裂為代價，然而最大的時代挑戰，是人工智能對人文的挑戰，包括女權運動在内的身份政治，卻以男性為政治敵對目標 當今世界，只有先進的富裕社會才有女權議題，卻生育率普遍低下；與之相反，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地方。如非洲和中東等，根本沒有女權議題的空間。左派的女性主義由爭取人權，演變爲 香港家長將子女送去英國讀中學，要警惕英國中學課程之中已經塞入了大量甚有政治偏見的這類毒素，要留意子女在英國讀書的過程，為了要融入「主流」，被班級其他同學誤導，為了要 在這方面，家長要謹慎應對，從小正確教育子女：你長大了，是男人；或者你長大了，是簡單的女人。或者，我們都是華人；記住：我們一家都是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