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外国势力」，与今天的「外国干预」有何区别？

当中国政府高声指责西方干预、香港媒体提及「境外敌对势力」几成日常，你可曾想过，这样的政治语言其实早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现雏形？罗伯特・尼尔德（Robert Nield）的《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让我们重新认识那段被屡次选择性遗忘的历史——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到1943年抗战中止不平等条约为止，百余个「条约口岸」构成了一张深深植入中国土地的帝国网络。

这些据点，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军事与经济前线，更是文化碰撞、制度实验与现代化进程的奇异容器。香港，作为其中一个最持久、最成功的据点，其历史命运尤其值得重新审视。今日我们见证香港「被中国化」的急速进程，或许可从这段历史中，寻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回声。

条约口岸的诞生：历史如何开启「他者治理」的中国模式？

「条约口岸」的建立，是西方列强以武力撬开中国疆域的直接结果。自1842年《南京条约》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开放通商起，英法美俄等国迅速扩张势力，将数十个城市纳入殖民势力范围。尼尔德详细梳理了这些据点的诞生与演变，指出条约港的设置不只是为贸易服务，更创造了一套具殖民色彩的「他者治理」机制——治权由外人掌握、法治与税制与内地断裂、文化价值输入当地生活。

这样的治理模式，不单止在空间上制造割裂，也在观念上建构出一个「非我族类」的现代中国图景。中国的主权，在这些据点内被有系统地抽离——而这种治理经验，也成为近代中国国族主义叙事中的耻辱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