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香港，還可能出現另一個「白手興家」的故事嗎？

在資產階級已固化、樓市與政權深度交纏的今天，這個問題似乎幼稚。然而翻開《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我們看到的卻不是虛幻的傳奇，而是一部制度未成形時的社會自組圖譜：在英殖統治極少涉足的早期百年裡，是誰提供了教育、醫療與基本社會秩序？

這些並不是殖民政府的職責重點——根據鄭宏泰與高皓的研究，在1841到1941年間，港英政府對華人社群的管理多數停留於司法與稅收層面，社會服務、教育與醫療等大量需求，實質上仰賴民間家族集資與興辦 。

家族，不只是經濟單位，更是信任的容器？

當我們重讀《白手興家》時會發現，香港的早期發展並非純粹資本推動的結果，而是「家族—社群—市場」三角關係的產物。從羅文錦在報業與醫療上的投資，到李樹培家族在教育與公共服務上的深耕，再到李石朋以押店、地產拓展成為資本巨頭的歷程，每個「白手興家」的故事都離不開一個核心：信任如何構建。

羅文錦並非殖民統治者眼中的理想合作對象，他與政府的關係介乎協商與制衡之間，但他能獲得社會廣泛支持，正因其主持的《工商日報》與養和醫院，成為市民可依賴的資訊與醫療平台。他既不全屬商界，也不純粹是知識階層，而是以家族網絡為基礎，在制度邊緣創造公共價值。

這種信任機制，在今日香港正日漸凋零。無論是財團辦報、跨代傳承基金，還是政治與商界人物的家族關係，公眾多以「裙帶」、「壟斷」、「特權」觀之。當家族不再是社會信任的建構者，反而成為權力排除的象徵，意味著整體社會對家族資本的觀感已從仰望轉為質疑。

新時代的家族失語：從「社群連結」到「體制嵌入」

在《白手興家》的家族故事中，有一項共通特點：這些家族大多在制度未完善之前起家，在無法依靠政府的時代自建網絡，在殖民治理容忍之下尋找空隙。但到了今天的香港，我們觀察到一個明顯轉變：家族不再是制度之外的力量，而是徹底嵌入制度中的一部分。

當家族成為政協、人大代表，或進入選舉委員會成為建制政治參與者的一環，他們的社會角色便由「秩序創造者」變為「權力穩定器」。這樣的身份轉換，使得不少曾有改革抱負的家族失去獨立性，甚至喪失「從社會來，到社會中去」的原始衝動。

曾經李光耀在新加坡強調政府與家族企業的清晰劃界，今日香港卻朝著相反方向前行：地產財團幾乎影響所有政策層面，包括土地供應、房屋分配、醫療資源與教育撥款。這種「政經共同體」的形成，使家族不再需要透過服務社群來獲得地位，而僅需透過對權力的忠誠來確保存續。

香港的「家族政治」與國際比較：新加坡、台灣與我們的距離

回望亞洲其他地區，我們可見不同的「家族與社會」模式。新加坡的家族企業在政策框架下受限於反貪機構監管，不能過度滲透公部門；台灣的企業家族則往往需透過公共論述與社會參與重塑企業形象，如張榮發基金會、台塑企業永續部門，皆努力將商業活動與社會責任接軌。

但香港呢？《白手興家》展示的是一個從零開始的時代——那時候沒有政策補貼、沒有特權通道、沒有「合作框架」，一切靠自己搭建信任網絡、累積口碑與承擔社群責任。這樣的歷史反而成為今天制度設計者該回望的座標。

我們是否能讓新一代的家族或企業，重新透過實質社會貢獻來獲得社會認可，而非單靠政治接軌？如果不能，那麼我們將失去的，不只是另一次「白手興家」的機會，而是香港最核心的社會再生能力。

家族記憶的政治與文化隱退：從祠堂、家書到公共敘事的缺席

另一層被忽略的轉變，是家族記憶如何逐漸退出香港的公共敘事。過去的宗祠文化、家族檔案、族譜撰修，是一種歷史與身份連結的形式，也是一種代際責任的實踐。但今天，家族記憶往往被視為私人財富的象徵，而非文化延續的基礎。

《白手興家》中不少篇章提及家族如何透過文書記錄、族產分配、集體決議維持家道與社會影響力，例如李石朋家族的押店簿冊、周壽臣的資產信託、何東的教育捐贈備忘錄，皆為一種文化上的「制度」。這些看似瑣碎的操作，其實構成了一種在法律與信任之間的民間治理技術。

當這種文化被消解，家族被簡化為「權貴」或「資產」代名詞，我們也失去了一種用歷史治理當下的能力。今天的香港，迫切需要重建「記憶的制度」——無論是社區史、企業史、家族史，皆應重新獲得公共敘事的位置。

結語：我們要的是傳奇，還是現實可複製的社會動能？

《白手興家》之所以仍值得細讀，不是因為它讓人懷舊或感動，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套被遺忘的治理原則：當社會面臨困難，真正有效的不是命令或資源，而是信任與責任的再建。

今天的香港正值分岔點。制度仍在，但信任已損；財富仍有，但社會連結斷裂；公務猶存，但公共性不再。我們還有機會從家族、社群、企業與地方中找回那種從零開始、為群體服務、以信為本的社會動能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白手興家」便不只是歷史，更是未來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