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香港，还可能出现另一个「白手兴家」的故事吗？

在资产阶级已固化、楼市与政权深度交缠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幼稚。然而翻开《白手兴家：香港家族与社会 1841–1941》，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虚幻的传奇，而是一部制度未成形时的社会自组图谱：在英殖统治极少涉足的早期百年里，是谁提供了教育、医疗与基本社会秩序？

这些并不是殖民政府的职责重点——根据郑宏泰与高皓的研究，在1841到1941年间，港英政府对华人群体的管理多数停留于司法与税收层面，社会服务、教育与医疗等大量需求，实质上仰赖民间家族集资与兴办。

家族，不只是经济单位，更是信任的容器？

当我们重读《白手兴家》时会发现，香港的早期发展并非纯粹资本推动的结果，而是「家族—社群—市场」三角关系的产物。从罗文锦在报业与医疗上的投资，到李树培家族在教育与公共服务上的深耕，再到李石朋以押店、地产拓展成为资本巨头的历程，每个「白手兴家」的故事都离不开一个核心：信任如何构建。

罗文锦并非殖民统治者眼中的理想合作对象，他与政府的关系介乎协商与制衡之间，但他能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正因其主持的《工商日报》与养和医院，成为市民可依赖的信息与医疗平台。他既不全属商界，也不纯粹是知识阶层，而是以家族网络为基础，在制度边缘创造公共价值。

这种信任机制，在今日香港正日渐凋零。无论是财团办报、跨代传承基金，还是政治与商界人物的家族关系，公众多以「裙带」、「垄断」、「特权」观之。当家族不再是社会信任的建构者，反而成为权力排除的象征，意味着整体社会对家族资本的观感已从仰望转为质疑。

新时代的家族失语：从「社群连结」到「体制嵌入」

在《白手兴家》的家族故事中，有一项共通特点：这些家族大多在制度未完善之前起家，在无法依靠政府的时代自建网络，在殖民治理容忍之下寻找空隙。但到了今天的香港，我们观察到一个明显转变：家族不再是制度之外的力量，而是彻底嵌入制度中的一部分。

当家族成为政协、人大代表，或进入选举委员会成为建制政治参与者的一环，他们的社会角色便由「秩序创造者」变为「权力稳定器」。这样的身份转换，使得不少曾有改革抱负的家族失去独立性，甚至丧失「从社会来，到社会中去」的原始冲动。

曾经李光耀在新加坡强调政府与家族企业的清晰划界，今日香港却朝着相反方向前行：地产财团几乎影响所有政策层面，包括土地供应、房屋分配、医疗资源与教育拨款。这种「政经共同体」的形成，使家族不再需要透过服务社群来获得地位，而仅需透过对权力的忠诚来确保持续。

香港的「家族政治」与国际比较：新加坡、台湾与我们的距离

回望亚洲其他地区，我们可见不同的「家族与社会」模式。新加坡的家族企业在政策框架下受限於反贪机构监管，不能过度渗透公部门；台湾的企业家族则往往需透过公共论述与社会参与重塑企业形象，如张荣发基金会、台塑企业永续部门，皆努力将商业活动与社会责任接轨。

但香港呢？《白手兴家》展示的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时代——那时候没有政策补贴、没有特权通道、没有「合作框架」，一切靠自己搭建信任网络、累积口碑与承担社群责任。这样的历史反而成为今天制度设计者该回望的坐标。

我们是否能让新一代的家族或企业，重新透过实质社会贡献来获得社会认可，而非单靠政治接轨？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将失去的，不只是另一次「白手兴家」的机会，而是香港最核心的社会再生能力。

家族记忆的政治与文化隐退：从祠堂、家书到公共叙事的缺席

另一层被忽略的转变，是家族记忆如何逐渐退出香港的公共叙事。过去的宗祠文化、家族档案、族谱撰修，是一种历史与身份连结的形式，也是一种代际责任的实践。但今天，家族记忆往往被视为私人财富的象征，而非文化延续的基础。

《白手兴家》中不少篇章提及家族如何透过文书记录、族产分配、集体决议维持家道与社会影响力，例如李石朋家族的押店簿册、周寿臣的资产信托、何东的教育捐赠备忘录，皆为一种文化上的「制度」。这些看似琐碎的操作，其实构成了一种在法律与信任之间的民间治理技术。

当这种文化被消解，家族被简化为「权贵」或「资产」代名词，我们也失去了一种用历史治理当下的能力。今天的香港，迫切需要重建「记忆的制度」——无论是社区史、企业史、家族史，皆应重新获得公共叙事的位置。

结语：我们要的是传奇，还是现实可复制的社会动能？

《白手兴家》之所以仍值得细读，不是因为它让人怀旧或感动，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被遗忘的治理原则：当社会面临困难，真正有效的不是命令或资源，而是信任与责任的再建。

今天的香港正值分岔点。制度仍在，但信任已损；财富仍有，但社会连结断裂；公务犹存，但公共性不再。我们还有机会从家族、社群、企业与地方中找回那种从零开始、为群体服务、以信为本的社会动能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白手兴家」便不只是历史，更是未来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