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一國兩制1.0就是捍衛自由———「一國兩制」過時了嗎？

經過過去二十八年的蹂躪及中港政府的無限曲解，很多人認為一個兩制及基本法已經過時並聲譽破產了，以後香港的發展只能在港獨及併入大陸兩個極端中二選一。我們認為要捍衛香港自由無須走向極端的獨立，只需重返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初衷並加入或強調收改其中兩三條條例即可。有這種極端想法的同路人其實也不無道理。很多東西原義是好的，卻被摧殘得不可修復或只少公關上不宜再提。立場法會功能組別便是一例。功能組別的原意是讓立法會有不同職業的代表，比起地區直選更能反映各行各業的情況及意見。彭定康的新九組便是讓所有屬於某職業的人也有權利投票該職業的代表，結果令各行業在立法會皆有其代議仕。但隨着後來共產黨將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大幅縮小至公司票及行業內小數既利益者的票，功能組別便公關破產了。有龐大選民基礎的功能組別不再被考慮，整個功能組別被打成是反民主、既得利益的代名詞，確立了地區直選才是立法機關民主化的道路，即便功能組別若被善用可能能達到更佳的民主效果。一國兩制便是陷入了這種公關危機。基本法因多年的曲解、一國兩制經歷過去幾次的失敗讓很多人認為一國兩制已經破產更甚是從來只是一個騙局。我們之所以不這樣看除了因為獨立或併入皆是極端選項，重返一國兩制初心及嚴受基本法才是最能平衡各方利益並為香港帶來最大自由的選項。首先基本法本來是一本挺自由、司法獨立及各種自由包括言論自由的憲法。裡面除了有大量保障人權的條例外，更重要的是確立了香港的半獨立地位，也就是除了外交、軍事外的事務皆由特區自己決定（包括普選問題）。只是中央不停在基本法上潛建釋法並忽略執行其保障人權的條款，才會使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聲譽如此狼藉。另外，我們也考慮到獨立雖是最能保障香港自身利益的選項，但它只是一個留於空談、缺乏現實基礎的理想主義產物。且看台灣，其有美國長期支持，並有台海天險可收，更己脫離中國大陸統治接近八十年，也未能宣報獨來。相反香港獨立的選項不要說中共必然打壓，甚至西方民主社會也勸喻香港不要走獨立之路。我們可以負責任地說返回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初心才是對香港自由民主經濟獨立的最佳保障。這不是回頭路————因為根本從未好好實施過，也不是過時————而是最適未來香港民主自由的起點。就好像最近李嘉誠賣巴拿馬運河貨櫃碼頭的爭議，基本法原本已確立了私有產權：香港基本法對財產權的保護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條文：第六條：這條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在不違反基本法的情況下，香港有權根據自身的法律制度保障私人財產。具體來說，這意味著香港可以自行立法來保護財產權，並且無論是對物權還是對債權，都應該依法保障。第105條：這條文規定了香港特區要保護私人財產的權利，包括合法的財產不會被非法侵占，並且禁止徵收財產，除非是基於公共需要且按法定程序進行賠償。具體來說，第105條中指出：香港特區應保護財產權，禁止對財產的非法侵害。在徵收財產的情況下，必須符合合理和必要的公共目的，並且要按公正的賠償標準支付賠償。第16條：該條文對香港特區的立法權進行規定，允許香港根據實際情況自行立法，但其立法過程和內容不得違反基本法的要求，包括對財產權的保護。簡而言之，香港基本法中的第6條和第105條是主要保障財產權的條文，強調了對私人財產的尊重、保護，以及徵收財產的必要程序和賠償要求。以上由AI產生的基本法條款基本上就兩個原則：1）禁止對財產的非法侵害。也就是說產權上的擁有權、轉移權、及收入權需受保護。2）即使以國家安全為由徵用或破壞私有財產，也需有必要程序（例如通過法院）及等額賠償（以此例來說就是那千多億港元的對價）所以其實基本法或一國兩制1.0皆能保障李嘉誠在此交易的權利。只是政府及中央網顧基本法，強行影響這個商業決定。至於防止中央再曲解潛建基本法，我們認為加入或重新強調兩三條條款即可：1) 基本法以香港的兩個官方語言————英語及繁體字寫成，若中英版本有所不同，則以英文版本為準。2) 人大釋法只限於外交及軍事層面，並只能由終審法院法官呈請人大釋法，人大及香港行政、立法機關皆不能單方面呈請或執行人大釋法。3) 與世界各地的憲法一樣，基本法僅用於限制及闡釋政府權力，不存在公民或任何法人違反基本法的情況。*黃色部份以Chatgpt4寫成

七項政策供港府考慮--- 7. 連接港島東及九龍東的填海工程

我認為維多利亞港填海比大嶼山或北都會填海更有價值。我建議連接港島東和九龍東。這不會對位於九龍西的貨櫃碼頭造成乾擾。我將未來在港島東和九龍東填海造地的土地稱為維多利亞城。維多利亞城的價值遠高於北都會或一些離島，因為它更接近香港中部，更容易成為我們的第三個中央商務區。此外，填海工程過程也更容易，因為填海工程只是從兩側擴大現有土地，而大嶼山和離島的填海工程大部分都是從無到有填海而成。該計畫面臨的最大障礙是《港口保護條例》和環保組織的反對聲音。前者可在立法會親政府的立場下輕鬆調整，以適應填海工程；如果政府堅持填海工程，立法會很可能會通過一項法律來取代現行的《保護港口條例》。至於後者，我相信已經存在更環保的回收方法。政府可以參考新加坡的填海過程，應該有對環境友善的填海方法。

七項政策供港府考慮--- 6.色情影片稅

諾曼·道伊奇（Norman Doidge）是一位精神科醫生和作家，因其在神經可塑性方面的研究而聞名，他曾在大腦重塑的背景下討論過色情問題。在《改變大腦》一書中，他解釋了過度觀看色情內容如何改變神經通路、強化強迫行為並改變性偏好。他認為，大腦會適應重複的刺激，這意味著頻繁接觸色情內容會導致耐受性，需要更極端的內容才能達到相同的喚醒程度。這會影響現實生活中的關係，因為大腦可能習慣人為的刺激，而不是自然的親密關係。他的觀點與人們對色情對心理健康、多巴胺調節和行為成癮的影響的更廣泛擔憂一致。此外，色情影片和自慰可以降低出生率，因為它可以取代實際的性行為。由於色情的危害性，我把它和香菸、酒精歸為一類。既然我們對這兩者徵收高額稅收以阻止人們消費它們，那麼為什麼不對這兩者同樣有害的色情作品徵稅呢？主要的障礙是如何徵收這種稅。我目前還沒有關於如何收集的好的個人建議，但會繼續尋找。 Deep Seek 也提供了幾種徵收色情稅的方式，包括參考銷售稅、利用網路服務供應商（ISP）以及對託管成人內容的平台徵收強制授權費。*綠色部分由Deep Seek生成

七項政策供港府考慮---5. 統一外籍家庭傭工與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

種族歧視與現代奴隸制外籍家庭傭工與本地工人之間的巨大差距使得這種安排令人懷疑，並損害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而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接近每月5,000港元（即，以每天12小時工作、每月28天工作計算，略低於每小時14港元）。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為每小時 40 港元（即，如果每天工作 12 小時、每月工作 28 天，則約為每月 13,440 港元，與外籍家庭傭工相當）。我建議，原則上，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應與當地工人當時的工資水準一致。但由於這是一項相當進步的政策，我建議分階段實現這一目標。*根據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這應該可以糾正針對菲律賓和印尼外籍家庭傭工的種族歧視。然而，該政策仍存在一些問題，包括它是否會傷害外籍家庭傭工而不是幫助他們。該政策最終會損害 FDH 的利益嗎？我可以參考先前最低工資的執行情況。在實施之前，許多專家、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擔心這會損害就業，進而導致更高的失業率。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後的實踐表明，失業率並未受到影響。當然，這個案例並不直接適用於 FDH 案例，儘管它確實提供了一個數據點。我還知道，截至目前，外籍家庭傭工享有許多福利，其整體薪資遠高於現行的最低工資。我建議從 2029 年開始，所有福利都應與新的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資合併。這將使外籍家庭傭工可以自由選擇如何花費他們以前的福利。另一個可能最終損害 FDH 的問題是需求彈性。首先，雖然外籍家庭傭工與當地工人競爭，但我認為他們屬於兩個不同的市場。前者待機差不多6/24，後者正常工作時間也達12小時左右；後者只是兼職，每小時工資遠高於目前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甚至是建議的新最低工資。因此，兩者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互相取代的。所以這導致了一個簡單的需求彈性問題。我認為對外籍家庭傭工的需求缺乏彈性，因為很難找到替代品：1）如上所述，外籍家庭傭工市場與本地市場是分開的； 2）外籍家庭傭工讓父母可以從事各自的工作，從而幫助中產階級家庭實現「雙薪家庭」。因此，由於外籍家庭薪資的增加幅度超過需求量的減幅，外籍家庭的總收入就會增加。因此，雖然新的最低工資確實取代了部分外籍家庭傭工，但外籍家庭傭工的總薪資整體增加了。最後，一些政治影響薪資上漲使香港以及中國對外籍家庭傭工的來源國（尤其是菲律賓）擁有了更大的權力。在中國與菲律賓就南海主權問題展開交涉的今天，中國香港為菲律賓帶來的收入增加，增加了中國的籌碼。最後但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它有助於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倡議，因為菲律賓是中國租賃的重要國家。

七項政策供港府考慮---4. 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經驗案例研究截至目前，台灣是唯一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亞洲國家（自 2019 年起）。單是人權和社會包容性的加強就足以提升台灣在西方國家的形象。拋開名聲不談，同性婚姻合法化也為台灣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首先，台灣的 LGBTQ+ 旅遊人數增加。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的同性伴侶可能會選擇台灣作為婚禮和蜜月的目的地，從而促進旅遊業的發展。此外，進步的社會政策可以使台灣對國際企業和人才更具吸引力，特別是那些重視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企業和人才。香港案例雖然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對香港有利，但香港與台灣之間存在一些社會和政治差異，使得香港的情況與台灣有顯著不同。但無論如何，同性婚姻合法化對香港來說終究是利大於弊。如上所述，其危害是社會和政治的。社會上，香港社會對同性戀愛情比較封閉，更別說同性婚姻了。同性戀，這意味著社會還沒有準備好合法婚姻。同性戀在香港仍屬禁忌，這意味著社會尚未準備好接受同性婚姻。政治上，中國大陸仍對同性婚姻持封閉態度（儘管有傳聞稱中國大陸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高於香港）。中央政府有可能不喜歡香港這種進步的社會運動。但正如上文所述，我們仍然相信同性婚姻在香港是可行的。首先，除了受益於同性婚姻旅遊之外，同性婚姻合法化還將吸引更多的內地和國際人才，他們往往會在香港停留更長時間，因為到時他們可以更容易地在香港建立家庭。內地可以把香港當作婚姻合法化對人才吸引力的試驗點，再次體現香港對中央政府的價值。其次，由於同性戀的權益受到侵犯，政府應加強宣傳力度，促進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的平等。雖然政府或西方公司的職位普遍承認 LGBT 權利，但中小企業大多仍沒有這樣的條款，可能會歧視同性戀求職者。雖然這些中小企業仍會面臨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指控，但社會仍保持中立，甚至更糟的是，仍站在這些中小企業這邊。因此，應該進行大量的社會宣傳，促進同性戀群體的社會包容。

川普能成功嗎？

川普強勢上台，全球注目。人人都說這位魅力型的強人總統行為不可預知，其實是經過奧巴馬八年、今日世界的各種危機如何惡化，方是不可預知。 要有世界群魔亂舞、破壞秩序的不可預知在先，美國才需要一個應對不可預知的領袖來應付。由此可見，川普是如何受到這許多人的誤解。 政治這門學問，由人的行為決定。而人的行為受情緒和不同的文化思維支配，許多時候非理性。因此政治不是一門科學——然而人又是社會的一份子，古往今來，歷史的變動興衰，又有一套規律。 正因為人性有許多陰暗面，權力令人腐化，君主性格傲慢自大，像一個縱壞的小兒，因此人的行為也往往可以預測。社會變動的規律，回頭檢視，也有一套規律。 川普的「不可預知」，不是一個問題，西方和全人類為何今日陷入空前的困局，才是真正的問題。 川普是美國開國以來遭到最惡劣的輿論公審的一位領袖。上一任四年，美國社會包括主流傳媒從未公正客觀地對待一個自己的總統。對川普的偏見，來自他從政之前的商業行為。但即使身為紐約地產商，川普從來沒有做過損害美國公眾利益的事，只是對於他的生意拍檔時時施以辣手。沒有證據顯示，川普一旦做了全民的總統，會將美國人當做他的生意夥伴一樣尖酸刻薄，只為了個人的私利 當然，川普的經濟政策也有巨大的隱憂。例如他無法驅使成千上萬美國的下一代回復五十年代他們的祖父母一樣，體現勤勞精神，回到工廠。美國是否能重振工業，又視乎美國的企業主，像香港的唐英年說的，說的能否「計掂條數」。工業生產線的成本無法控制，出一百個川普叫美國或外國人投資也沒有用。因此，川普決定減利得稅，吸引投資。 然而此一手筆，又能否抵銷向中國貨入口加關稅帶來的通脹效應？兩者如何對應？要管治一個三億人的國家，美國人的最低工時與工資司都越來越高，川普無法向這方面下手削減。川普的經濟政策因此蒙上陰影。 現而美國的優勢在於：美國是美國。其他國家與英國做不到的，美國都有機會做到。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國，也是能源最豐富的國家。美國文化和軍事稱霸全球，聲稱要挑戰其權威的另外那個對手，其政治制度、影視文化、人民的行為，對全世界毫無吸引力。然而美國的那個對手，依然擁有全球最密集的廉價生產力，其出產的廉價貨品，對政治毫無觸覺的美國基層民眾，依然想購買。增 川普及其團隊必須認識到：其在遠東的對手，有三千年文化，有孫子兵法的權術，比俄羅斯的普京狡猾十倍，難纏很多。 面對國內堆積如山的問題，川普一任四年，時間一定不夠。香港的國際學校，我認識的朋友一個女兒，尚未讀中六，已經回來告訴父母說，她自己是所謂的Tran。父母挺不懂，問到什麼叫做Tran？女兒解釋之下，這對香港父母家長大驚失色，連忙反對。卻遭到女兒情緒性的反駁，說他們是Transphobia變性恐懼者，說他們是川普的支持者、極右的法西斯。 香港尚且如此，可見美國左翼為禍巨大，亦可見美國強大的影響力。美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影響力，川普當選，嚇得德國總理馬上提早大選，相信右翼勢力將會破土而出。哈馬斯和真主黨紛紛呼籲停課，荷蘭宣布加強封鎖邊境。歐洲已經一葉知秋，只有剛選出工黨的英國處境尷尬。 川普有摩西帶領族人過紅海的神力，越來越多人相信，上帝在關鍵時刻會出手，就是那一顆有驚無險的子彈。

關稅之外的陰影：從2025美中貿易戰，回望美國對香港的歷史政策

2025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點燃全球經貿緊張局勢，對中國商品課徵高達125%的懲罰性關稅，將中國排除於「全球對等關稅暫緩清單」之外。中國隨即宣布對美商品報復性加徵關稅，稅率升至125%，「中美關稅戰2.0」宣告全面爆發。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評論將焦點放在供應鏈斷裂、資本流動與市場信心上，但較少人注意到——這場貿易戰背後的博弈，仍沿襲自冷戰時期的「結構性對抗」。我們不妨回頭，從歷史的角度理解這場衝突的深層邏輯：為什麼美中對峙的陰影總在香港這個城市格外清晰？葉霖博士的《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正提供了我們觀察這個問題的絕佳切口。該書以大量解密檔案與一手史料，細緻剖析美國在戰後對香港的態度變遷，亦讓我們看見——在每一次風暴來臨時，香港總被夾在帝國邊界的模糊地帶，成為歷史與政治張力的縮影。二戰結束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在開羅會議表達對中國收回香港的支持，視此為反殖民主義的一部分。這在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宣傳中被廣泛引用。然而，戰後的現實迅速改變。為了鞏固與英國的戰略同盟，美國國務院在1945年後放棄了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立場，轉而接受英國繼續對港的殖民管治。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美國對中國政策全面轉向。美方對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恐懼，迅速凌駕反殖理念。香港此時被重新定義為冷戰前線——美國不僅不支持中國收回香港，還在私下與英國達成默契：保住香港，才保得住亞洲反共陣線的最後據點。書中引用多份解密檔案，證明國務院內部雖仍有部分人士主張支持民主化改革與去殖民政策，但在整體冷戰格局下，這些聲音無法推動實質政策調整。與此同時，華府更著手透過媒體、教育、文化等「軟實力」形式滲透香港，設下長期前哨與意識形態陣地。在1950至1960年代，香港的角色越來越多元——既是西方自由陣營的展示窗口，也是滲透中國大陸的情報基地；既是資本主義的示範區，也是「思想戰」的橋頭堡。葉霖特別強調，香港不單單是一個英國殖民地，更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灰色地帶」。美國情報部門在港設立多個監聽與情報收集中心，香港亦成為美國對華情報分析的神經中樞。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透過資助中文報刊、設立文化交流中心，推動自由主義思想滲透至華南地區。當時不少著名的自由派期刊，如《民主評論》、《自由中國》都曾短暫在香港發行，並且被中共列為重點封鎖對象。而這樣的「另類戰場」也直接牽動了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政策。書中指出，雖然中共在1949年後未有主動收回香港，但始終關注港內政治動向，並藉助左派社團與工會進行組織滲透。北京政府將香港定位為「暫不收回、可加以利用」的特殊地區，其對港政策長期處於務實與進取之間的拉鋸。1967年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左派在工會號召下發動大規模示威，進而演變成暴力衝突。美英兩國均高度關注香港局勢可能失控，葉霖詳細分析了美國當時的外交反應。事實上，美國內部對是否介入表現出高度矛盾：一方面擔心香港動盪波及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另一方面亦不願破壞與英國的盟友關係。在書中，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報告顯示，美國政府一度懷疑北京將藉此「奪回香港」，但也觀察到中共迅速下令「冷處理」，避免事件升級。這不僅反映出中共內部政策分歧，也讓美方進一步認識到——香港穩定，不僅對英國殖民政府有利，更是美中未來談判關係的關鍵籌碼。葉霖指出，六七暴動後，美國更加強化香港的「次要戰略價值」定位，不再寄望香港成為滲透中國的跳板，而是確保它作為東亞資本流動與文化交流的「緩衝地帶」繼續存在。1971年美國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迅速解凍。香港的角色也從「觀察中國」的基地，逐漸轉變為「被觀察」的對象。葉霖特別指出，尼克森過境香港的短暫停留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交流——香港成為東亞轉型的見證者，但不再是決策核心。美國的關注重心轉向北京，香港則逐漸被邊緣化。這也為之後1997年主權移交埋下伏筆。在整個1970年代，美國雖偶有關注香港的政治自由、人權問題，但多數仍以經濟穩定為優先，這種「去政治化」的香港政策，對香港後來的發展模式影響深遠。從今日回望，香港仍處在兩個大國角力的中心。中美關係雖已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但技術、金融、供應鏈等層面構成的「新冷戰」格局，使香港的制度、角色與命運再次變得不穩定。葉霖的研究讓我們理解，香港從來不是中立之地，它始終處在兩個帝國「例外處理」的歷史夾縫之中。在這裡，政策經常不基於香港人的選擇，而是基於美中大國的戰略計算。當今的香港，被迫重新擔任戰略緩衝區的角色，卻失去了昔日的外交自主空間。從2025年的關稅戰爭到科技制裁、金融審查，香港在全球秩序中的處境再次受到關注。但除非我們認清其歷史結構性問題，否則這座城市仍將一再陷入「被選擇」的命運中。《在中國的影子下》是一部歷史著作，但它同時也是一面鏡子。它讓我們看到一段段決策過程如何塑造香港的制度框架，也讓我們意識到：香港之所以重要，並非因為它的體量或軍事價值，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可能——在大國博弈中仍保有空間的可能。今天的香港可能已難以再成為當年自由世界對中國的觀察哨，但我們仍應記得，歷史所教給我們的不只是事實，更是理解權力與命運的方式。在新一輪關稅戰與全球對抗下，香港再度回到十字路口，而這段歷史正是照亮未來的光。

全球化「已死」多次　最後總會返魂

特朗普瘋狂大增對等關稅，環球市場大亂，港股上演「黑色星期一」。特朗普無疑是反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但或多或少選舉策略，而非意識形態信仰。可是，最近就連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亦警告「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幾近壽終正寢」。 歷史裡，每個階段的全球化皆有退潮期，就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般自然，兩者乃共生之物。然現在的全球化只是間場的倒退，還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撇除全球化尚未真正開展，但有跨大陸商品貿易的絲路時代和香料之路（7至15世紀），15 世紀末的大航海時代是東西方真正連結的起始。哥倫布意外發現美洲，除了間接滅絕原住民的性命和文化，亦將薯仔、番茄、咖啡、煙草和朱克力等作物引進歐洲。 誠然有人不視大航海時代為全球化，部分是源於歐洲帝國建立的全球供應鏈，是由殖民主義和奴隸制支撐，而當時全球經濟仍非緊密相連，至少明朝有海禁，嚴格禁止民眾對外通商，所以世界只是部分連結起來。從當代觀點看，大航海時代反對全球化的人，至少有反對高壓剝削和殖民制度 現代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於工業革命，由大英帝國主導國際秩序，蒸汽機、織布機等科技推動貿易。可是，1914年一戰爆發，中斷人們對繁榮和未來的憧憬（見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然後在兩次大戰期間，美國大蕭條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崩潰，保護主義抬頭，貿易中斷，時勢成就納 戰爭破壞一切秩序，也讓重建變得容易。二戰結束，美蘇兩大霸權分別主宰東西方陣營，美國借汽車、飛機等第二次工業革命，引領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全球貿易鏈，成為局部的全球化進程；鐵幕後的國家則靠共產信仰和恐懼維繫。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全球化終於 搬出全球化極簡史出來，只想說明每個全球化階段，必然存在反對者，就像一股反作用力，試圖逆轉趨勢；但是全球化不一定是全球範圍，即使有國家選擇自我孤立，也只會構成阻力，不必然會影響歷史方向。所以說在特朗普時代全球化將會壽終正寢，難免只是悲觀的觀點。 Cover Photo: AP 

川普和拜登的特赦比賽

拜登離任前，特赦了自己的兒子，特赦行為長達倒數十年，公眾嘩然。川普和拜登有默契，合演了一幕雙贏的「特赦政治」。由拜登開先例，等特朗普一回歸，必宣布二○二○年一月六日占領國會生的「叛亂暴徒」，全部釋放，兼平反名譽。至於受害人會否逐一索償，則由自己人出任的司法部和法院，自有討回公道的「轉型正義」的途徑。 美國總統行使特赦權力，不是什麼新鮮事。 麥迪森總統赦免過一幫海盜。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赦免過一批支持南方的人士。越南戰爭之後，許多逃避兵役的人獲得特赦。福特總統上臺後，特赦尼克遜，以便緩解水門事件。福特後來競選連任失敗，與特赦有關，因此自從雷根總統上臺後，總統極慎用特赦權。 法國總統在一九八二年之前，可以特赦死刑犯。殖民地時代，港督會同行政局，也赦免過多名判處死刑的殺人犯。總統與帝王，若沒有這點權力，不論民主共和還是君主帝制，成為統治者，也沒有任何權力的象徵意義。 只是這次特赦的人，還包括前衛生總監福奇，這就引起巨大的震盪。 美國國會研究長達兩年，追究所謂新冠狀病毒的起源，已經一致認定，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其中如何洩漏、病毒如何加工、奧巴馬時代的美國政府部門如何參與，福奇都知情，世衛總幹事譚德賽也有參與。 福奇是川普總統任內的衛生部長。川普第一任，紐約地產商出身，沒有自己的班底。前國防部長馬蒂斯、前國務卿特里森、衛生部長福奇，都不是自己的心腹，而由幕後勢力包括傳統共和黨集團為他匹配班底。正如曾蔭權做了特首，西環也為他分配了一個梁振英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曾蔭權不得拒絕。 正因如此，川普的第一任，覺得自己像格利佛遊記的小人國，手腳都被一批小人用繩子綁牢，無從發揮。強勢回歸，全用自己屬意的真正班底。川普的第一任不算數，明年一月重返白宮，才是川普的第一任。 川普對福奇這種內奸，恨得咬牙切齒，因為正因為因為一場病毒，令川普任內翻車，巨大的政治迫害，令他無法連任。然而拜登趁川普認可其特赦兒子，彈弓手多特赦一件，可見論老奸巨猾，川普還是比不上拜登。福奇一特赦，未來四年，一場瘟疫，真相不會完整披露，因為福奇是一場大災難的關鍵人物。 特赦福奇，對世衛組織的譚德塞有利，對中國也有利。看來川普未來四年，這場硬仗，不會像他一廂情願之簡單收場。

美國民主制度不好，難道回歸中國方式？

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回歸，支持賀錦麗的選民呼天搶地，連許多平時理性的美國知識分子也哀嚎：美國的民主出了大問題。 美國的議會民主制度沒有問題，是輸打贏要、大量長期被左翼意識形態洗了腦的人的心智才有問題。 民主普選並非最好的制度。前首相邱吉爾說過：但這是經過其他多種制度試驗之後，民主普選被證實是害處最小的制度。 邱吉爾不但是軍事家，也是政治家，也是歷史學家。民主普選當然有問題，古希臘的柏拉圖就曾經提出：一旦選民缺乏教育，知識淺薄，不懂得思考，政客鼓其如簧之舌，開空頭支票，哄騙民意，可以憑欺詐上台，為國家造成損失。 柏拉圖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不能有民主普選，只能由智者精英，亦即所謂Philosopher King 來統治。 而Philosopher King (簡稱PK)又如何選拔？柏拉圖沒有說。這個PK做了理想國的國王之後，其性格會不會變化？權力會令人腐化，再品格純正君子的哲人PK，在擁有權力之後也會傲慢自大，也會認為自己是天才，也會淪為真正的PK。 柏拉圖也沒有答案，只是口口聲聲說：選民的質素沒有保證，選民容易聽信謊言。這一點沒有錯。因此人類古往今來，從來未能實驗出一個完全理想的制度，在西方，在教育普及、教育質素有保證的大前提下，只能實現一個最合理的制度。發現選錯了領袖，四五年一度，即刻可以換人。而且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確保領袖不會濫用權力。 因此，華盛頓確立的美國議會民主制度沒有問題，出了問題的是美國教育的內容。近二十年來，暗藏的馬克思或共產主義者「精英」在美國中小學的課程加入了大量左派意識形態的毒素，鼓吹同性戀主流、鼓勵變性手術，經濟民生次要，美國的選民反而有常識，不必有哈佛學位，用選票將許多博士碩士的左翼政客趕了下台。 美國的議會民主有問題，那麼難道回歸到中國的君主制就萬事大吉？ 許多年一票選舉權也沒有的中國人，難免歡呼雀躍，幸災樂禍，基於其長期的民族自卑感與自大狂，有這樣的情緒反應也很易理解。 然而中國的君主制，必然也是極權嗎？「禮運大同篇」對於中國領袖的產生方式，只有四個字，叫做「選言語能」。選賢與能，與柏拉圖的精英管治相同。只是沒有詳細說明：是如何「選」法？當選的能人，任期有多長？權力會不會腐化？在這方面與柏拉圖一樣，也欠缺了細節。 中國的君主制度走向專政，當然由秦始皇開始。但在秦始皇之後，也不是沒有回歸過一點常理。例如唐宋兩代的皇帝，由唐太宗道宋太祖，由宋太祖到宋徽宗，沒有一個是秦始皇一類的暴君，大多數有聽取意見的胸襟。譬如唐代，皇帝並非一人決斷，而是由一個類似中國國務院一樣的「中書省」來商議。中樞省有大學士多名，為首的那個叫做「中書令」，相當於宰相。重大政策由中書省合庭商議產生，中書令蓋章，再交付另一個叫做「門下」的機構 唐宋兩代近七百年，沿用這套管治方式，沒有獨裁，也沒有帝王的暴政，與柏拉圖的理想國非常相似，而且比理想國好： PK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群人， PK階級之內有商有量，也有爭論， PK之上，才是皇帝。而對於皇帝的要求，也有「內聖外王」的儒家道德鞭策。 其中出現過宰相王安石變法事件，但王安石沒有軍事政變奪權。因此，中國人從前施行過精英統治，精英由科舉產生，來自民間。這套制度其實不錯，今日都成為歷史。 英國考公務員，叫做Mandarin，也是來自唐宋科舉的靈感。對美國的民主制度不滿意，可以參考中國制度，不過不是秦始皇和毛澤東這一頭一尾的暴政，而是取其中段。 美國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否則面對今日的亂局，是他們應該在美國大聲疾呼的時候。但他們沒有，將輿論交給了TikTok的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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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操作位

《紅藥丸雜誌》專欄羅耕〈財經DNA〉2025年4月18日兩操作位 七年前後，又是特朗普，又是關稅戰，美股又是1月見頂，又是次季挫。縮命？  特朗普上屆時並無一埋位即開戰，而是拖至2018年才打，故時差七年而非八年。七年前後之別，在於當年之前並無孳息曲線倒掛，當年沒有衰退，失業率還在下跌。今舖截然不同，故當年無熊不等於今舖無，當年首個跌浪僅逾一成，今已超過兩成。 短線睇，也許4、5月間應完成首輪造腳，恰巧另些拼圖也有此預示。至於下半年V彈也在預計之中，但即使當年無熊調整也衰收尾呈M字回落，今舖看來只有更劣，起碼彈不易破頂，跌則更易穿底，儘管今年全年埋單計也許似大上落多於失重直落。   縱貿戰最終縮窄至僅中美兩國打，殺傷力亦不低。對食勢者而言，今年的操作位看來仍僅立夏、立冬各一。   羅耕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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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開走到地下的核武試驗

1945年，奧本海默及其團隊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成功試爆核武，此後半世紀無論大國小國都爭相要擁有這來自死神的武器。對統治者來說，核武是恫嚇的手段，但對庶民而言，看過廣島和長崎的末世景象後，就更擔憂國家核武時釋放的放射性塵埃。所以在1963年美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PTBT），禁止地下核試驗外所有核試，令核試離開公眾眼球，開始變得地下化。 雖然PTBT禁止非地下核試，但要到1980年代所有擁核國家才願意遵守規範（北韓除外），而1945年以來，各國已進行逾2,000多次核試，次數最多為美國、蘇聯、法國、英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韓。執行上，核試其實是測試炸彈或彈頭裝置的

曖昧的中心，流動的邊緣──重讀《香港大視野》與我們的歷史現場

由舊香港到新香港，無數事實告訴我們，我們所熟知的香港，正在被各種勢力、話語權重寫過去、現在和未來。但誰來重寫？如何重寫？在「歷史」本身也淪為政治工具的時代，我們還能相信哪種視角去看這座城市？正是在這樣的時刻，重讀日本歷史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視野》，反而提供了異常清澈的觀看方式——一種不屬於殖民者、也不屬於民族國家的視野。他不從中國的權力中心出發，也不被西方的秩序框架所綁，而是從海上網絡、僑民經濟、匯款系統與中介角色，構建出一個穿越國界、以流動為常態的「亞洲網絡中心」——香港。這不是對過去的浪漫懷舊，而是對當代危機的一種歷史解釋力。一、從「中心」看邊陲，或從邊陲理解亞洲？在今天的香港，「歷史」不再是一門遠觀的學科，而是一場正在爭奪的實時政治。無論是中學課綱的改寫、博物館展覽的重組、或是新聞報導中的表述鬥爭，香港的過去，早已被捲入今日的權力博弈之中。在這樣的時代重構下，重新閱讀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於1997年出版的《香港大視野》，不只是對過去的一次回顧，更可能為我們提供一種超越當代地緣政治框架的歷史眼光。濱下所提出的「亞洲網絡中心」觀點，拒絕將香港視為孤立的殖民地或附屬地，而是置於由華人移民、貿易金融、海洋活動構成的網絡交匯點。這種視角，不僅打破了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藩籬，也讓我們看見一個「從南方看中國」、「從移動中理解權力」的全新歷史框架。而這種網絡式理解，或許正是當下香港在「一國多制」名存實亡、政治與經濟深陷困局時，最迫切需要回應與反思的歷史資源。

幽默感是高壓社會的調味品

有說中國人與幽默感扯不上關係，至少「幽默」的概念得靠林語堂先生翻譯過來，才開始在華文世界出現和討論。當然幽默感欠奉也離不開民族性和文化，港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既認為幽默難登大場，是輕浮、膚淺和兒戲的表現，但也喜愛幽默帶來的開懷大笑。 幽默是種生活的調味料，人人可以口味各異，諷刺、影射、模仿和語帶雙關⋯⋯但就是不可或缺，尤其面對前路堪憂的社會，開懷大笑既能讓大腦釋放安多酚，又能暫時擱淺現實的無奈感。 林語堂說過，「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不過個人之力弱，在高壓的封閉社會裡，大多只能委曲求全，政治笑話面對暴力 在史大林時期，蘇聯民眾雖接受了政權的全面宰制，被恐懼支配生活，但仍能以玩笑接受無奈的現實。蘇聯時期的笑話層出不窮，既有真實也有杜蓬，但大多都是寫實描繪生活，例如「一個工人早到工廠五分鐘，被控間諜 但苦中作樂不是蘇聯民眾的專利，猶太人面對納粹的苦難時，也留下過以笑抗衡的紀錄。如「蓋世太保正準備槍斃幾個猶太人時，走來一名軍官。「他對其中一人說，『你看起來有點像雅利安人，所以我給你一個機會，我 先賢說言論和思想自由是天賦權利，但此是理想而非現實。人們受制於政治和社會的高壓環境，只能以冷嘲熱諷的方式說出意見和想法。當正經談事的權利不再，調侃就成為弱者唯一的武器。奧威爾認為「每個笑話都是微 當然，玩笑不是蘇聯和納粹倒台的原因，但幽默的笑話卻令人在現實保持清醒，在順從與反抗之間避免麻木和犧牲的陷阱。這倒是一種亂世的生存策略。 Cover Photo: Gnomon Wise - Research Institute

烏克蘭定義了悲劇

魯迅說過，「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若用歷史觀點解釋，歷時三年多的俄烏戰爭雖然是蘇聯解體的延後故事，但並不符合魯迅對悲劇的定義，畢竟那時共產主義的價值早已逝去，毀滅的只有苟且的社會秩序。 對普京來說，20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一場俄羅斯人真正的悲劇是蘇聯解體；但是來到21世紀，那場悲劇卻是烏克蘭經過幾世紀的流血衝突、被外國統治和分裂後，繼續成為東西歐不同價值觀的磨心。 俄烏兩國的共同文化遺產可追溯至一千多年前，當時斯拉夫族群定都基輔為中心。公元988年，弗拉基米爾一世皈依東正教，並在克里米亞半島的克森尼索接受洗禮。所以普京說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民族，一個整體，就是建基這個時 可是，兩國在同一時光，亦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意識。基輔羅斯公國成立後，烏克蘭就不斷在被佔領和光復之間來回折返，先有13世紀蒙古人的征服，然後是16世紀波蘭——立陶宛聯邦從西面入侵，17世紀帝俄先取得聶伯河東部 沒有史太林策劃的飢荒，也許烏克蘭的民族主義不會如此熾熱。1917年共產革命後，烏克蘭要到1922年才完全併入蘇聯統治。1930年代初，蘇聯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導致農作物欠收，史太林索性掏空烏克蘭的儲糧，調回母國 俄烏戰爭不是一場對等戰爭，前者為阻止烏克蘭加入北約，威脅到自家後庭，所以先發制人，權謀是戰爭的本質；但後者對着強權不屈不朽，捍衛自主和獨立的價值，那怕成為一場悲劇，也要將拒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才是悲劇的價值 Photo: The Holodom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onsortium (HREC)

孤立主義才是美國傳統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舉行，政治菁英、知識份子皆懼怕特朗普捲土重來，再有四年時間破壞既有的國際和政治秩序。政治最忌不確定性，使至特朗普的善變和極端作風來得嚇人，但在口沒遮攔的詞令背後，其賣座之處是植根在傳統的孤立主義。 從1789年到1941年美國正式參與二戰，美國外交上一直奉行孤立戰略，如前總統華盛頓在1796年告別演說直白地說，美國要可能與外國「減少政治聯繫」，「避免與其他國家建立永久聯盟」。特朗普雖然沒有華盛頓的謹慎和遠見，但其理念也是植根於19世紀末的傳統思維。 美國早年的孤立主義是隱而不宣的外交理念，立國國父皆相信美國在地緣格局安全，東西兩旁有巨大的海洋保護，南北兩面又有友好或可操控的鄰國 舊時孤立主義總能契合不同立場和群體的要求。對現實主義者來說，美國有地理保護可以減少理會大西洋和太平洋對岸的事務；對理想主義者來說即 可以說，到了20世紀中葉美國才扭轉其傳統，特朗普乘勢出現只是傳統的反撲。1940年美國仍盡努力遠離二戰的泥潭，但翌年日本空襲珍珠港 二戰前，美國有長達150多年不願締結軍事聯盟、也不願被集體安全承諾束縛的傳統，就如特朗普一樣喜歡單邊主義的特性。他會質疑讓烏克蘭加

以色列的戰爭即和平

2023年10月，數千名哈馬斯武裝分子成功突破邊防，摧毀幾條以色列的村莊，並俘虜大批人質。後續總理內塔尼亞胡不但將哈馬斯描述為「新納粹」，更揚言要取得「全面勝利」，戰爭隨之展開。 現實主義者會說戰爭是通往和平的手段，所以總有完結之日，但支撐着以色列立國的核心學說，除了有二千多年遭迫害的歷史觀，更有四面受敵的地緣環境，未來真的如其國父本古利安（David Ben-Gurion）所說，「我們（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有一個深淵，沒有什麼可以填滿」嗎？ 戰爭可怕之處總在於可預見但無法避免。1922年奧斯曼帝國在一戰後被肢解，英國託管其領地巴勒斯坦，當地阿拉伯人和佔少數的猶太人欲尋求自決，惟二戰後英國從

教宗死後的世界真空

教宗方濟各逝世，天主教徒例行哀悼，也有教徒對於這位教宗生前的言行，尤其對中國的建交問題，極為不滿。教宗逝世前，美國副總統范斯曾到訪，二十年來從來沒有一位美國副總統單獨訪問梵蒂岡，范斯去了，與教宗閉門會談，顯示以范斯為首的美國傳統主義者，以及美國的天主教徒，對教宗近年的軟弱和鄉愿表達不滿。世界越紛亂，人心越迷茫，亦即梵蒂岡的權威越低落。尤其社交媒體與TiK ToK攻佔人類的下一代，梵蒂岡和聖公會必須有一個態度。青少年越玩手提電話，越會遠離教堂。理由很簡單：兩小時的彌撒，叫青少年不低頭看手提電話，只聽神父講道和唱聖詩，越來越不可能。許多英國寄宿學校已經取消了一星期一次教堂佈道課，因為學生心不在焉。手提電話在口袋裏，只要每十分鐘一陣震響，聽聖詩和神父講道就會分心。蘋果的手提電話與其創辦人喬布斯，就是撒旦派來人間的代理人之一。說是「之一」，因為代理人當然不只喬布斯一個。但科技發展到極端，會令人心拋棄信仰，此一趨勢，三百年來也很明顯。

紅藥丸雜誌的來龍去脈(3)

紅藥丸雜誌的來龍去脈(2)

紅藥丸雜誌的來龍去脈(1)

的士佬憑什麼勇武？

的士佬無禮拒載唔過海濫收車資並非罕見，但論勇武實是本港第一字頭，好比2005年韓國農民。政府規管Uber一拖再拖，高德打車又悄悄進入本港市場，又多隻香爐多隻鬼，惹起多個的士團體要「背城一戰」威脅罷駛，可是最後淪為笑柄，須對造成「不良觀感」向市民致歉。的士佬勇武抗爭早有前科，僵化的牌照制度讓行業難以適應時代進步帶來的競爭。然而撇除牌照制度，即使白牌車他日合法化，也不會像外國一樣嚴重影響的士司機生計，那又何以懼之？ 上世紀80年代起，的士佬已屢次發動抗爭，如1984年因政府增加首次登記稅和牌費，數千架的士參與罷駛，及後示威更變騷亂（現今標準叫「暴動」），打砸搶燒，當局須動用防暴警察施射催淚彈；2 Uber在2014年攻港後，火速攻佔市場，不斷侵蝕的士業界份額，使後者服務每況愈下，形成惡性循環，高德打車只是讓業界忍無可忍的最後一根稻草。回看的士業界近十年的發展，雖然這老態龍鍾的 一是政府自1994年增加牌照數目後，已有30年沒有增發，一直維持在18,163輛，但期間人口卻由約616萬增至750萬。不過政府只是聲稱一直有考慮是否需要增發，惟「經考慮市場需求及相 其次是香港地養車成本甚高，加上土地面積細小，公交網絡發達，也不利（大量）私家車司機加入市場競爭。香港作為發達地區，人均汽車擁有量在全球排名中下游，不但遠低於日本、南韓，也低於內地，原 的士面對Uber的競爭雖然是事實，但絕非影響存亡的創造性破壞，行業城牆尚算穩固，只是多年養來尊處優的生活，使其難以接受一切外來衝擊。

貿戰若雙損　緣何戰不斷

《紅藥丸雜誌》專欄〈一名經人〉2025年4月22日貿戰若雙損　緣何戰不斷 和雙贏，戰雙輸，打真軍、貿戰皆然。話雖如此，人類史上戰爭卻從無間斷。  難道那些勸停戰的諾獎得主都是錯的嗎？他們沒錯，經濟學家主要關注經濟效率，及因而達至的柏拉圖最優，但結局並不唯一。設二人若不交易各無所得，交易共得最多10元。那麼各得5元最優，而一得9.99元另一得1仙也最優。惜世上從無公平過。   特式貿戰是啥邏輯呢？顯然是要將本來美國得9其他得1的格局，改變為美國得9.9而其他得0.1。打貿戰的過程肯定效率不高、絕非最優，但打完後可邁向另一最優；打真軍的道理相若。此乃緣何人類明知自相殘殺不好也不斷自相殘殺，是為競爭之本。   柏拉圖最優源於完美競爭的假設，惜這假設現實上從無出現過，正如假設無磨擦力F = ma，但宇宙間根本從無這種絕對真空。除了完美假設太完美外，還有競爭本義──自相殘殺。經濟學不是最愛玩極大化嗎？能毁滅對手全取所有，這不是極大化麼？   貿戰雙輸只是過渡現象，除非永遠處於過渡期，否則放眼長遠，這也可是極大化。貿戰會否不是過渡而是永續下去，一如某些論者指這非手段而是目的？請君看看歷史，人類雖不斷發起戰爭，但沒有單一場戰爭可永打下去。百幾巴仙關稅，總有一邊倒下。   貿戰不符經濟邏輯？愛因斯坦也出錯，誰說諾主一定對。   羅家聰 [email protected]

中國的衰落　撰於經濟學

《紅藥丸雜誌》專欄〈一名經人〉2025年4月15日中國的衰落　撰於經濟學 社長開題：何以中國經濟增長受制。他懷疑是戶口制度作怪。愚見以為應是制度，但不限於戶口。戶口制度最主要妨礙人口流動，但似未見有經濟理論指這極其重要。  中共雖曾有三分一世紀掛羊頭賣狗肉地走資，但歷屆元首敵不過戀棧權位的人性，結果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官民上下皆貪。經濟主張的貪錢是好事，但大陸是貪污，加上獨裁，哪有經濟效率（非指大陸速度）可言？效率欠佳，自然沒有柏拉圖最優。   去年諾獎正是表揚這制度因素，且更劍指中國；可重溫敝欄剛半年前一文，不贅。中共誤以為壟斷製造、大練晶就可托經濟，殊不知四十年前日本亦然，結果有目共睹。   兩世紀前發起工業革命的英國和卅年前發起科技革命的美國，確有先發經濟甜頭。今輪革命由中國帶頭嗎？還請看看DeepSeek是怎弄出來。雖然各國終會受惠於革命，但只有帶頭的才贏家全取，科學和技術本質如此。   話說回頭，這些革命靠食腦，要自由土壤才能孕育。獨裁暴政下豈能容這些頂尖人才？   羅家聰 [email protected]

蕭條因關稅　是否有理據

《紅藥丸雜誌》專欄〈一名經人〉2025年4月8日蕭條因關稅　是否有理據 中美互開幾成關稅實已變相禁運。坊間將之跟大蕭條比，謂有過之。果真如此？ 宏觀經濟之父凱恩斯就是那年代人物，其巨著《通論》正是解釋經濟週期的始祖。此著1936年面世，理論源於大蕭條，但框架不是關稅貿易戰，而是廣義的整體供求。能流芳百世、千秋萬代的理論，不會只針對單一政策如貿戰關稅，而是具廣泛解釋力。   當今的經濟週期理論也以此為框，即以整體求過於供變整體供過於求為下跌週期，管他放緩、衰退、蕭條定大蕭條，只是程度之異而非本質之別。要出現蕭條甚至大的，事必先有瘋狂的求過於供再變為失控的供過於求；速度雖然嚇人，但重要的是深度。   要有深度的需求過剩到深度的供應過剩，史上所見多是信貸泡沫所致。舉凡投資，必有借貸，即槓桿比例大於1（1元本做超過1元生意），甚至遠大於1。只有遠大於1才會有這深度。當這深度達物極須反時，牛頓第三定律可有效解釋其飛得高跌得痛。   關稅呢？首先這完全不涉借貸，槓桿是0。其次當關稅足夠高時，禁運一樣清零，但零的只是進口，而進口多只佔消費一小部分。當今99.99%以上的貨品無話沒誰不行，不買這國可改那國，甚至自製亦可，貴了是必然的，但沒去槓桿下卻不至於大蕭條。   再講，說不定諸國跪低肯傾，對等關稅反而或清零！   羅家聰 [email protected]

貿易乃自然　關稅難改變

《紅藥丸雜誌》專欄〈一名經人〉2025年4月1日貿易乃自然　關稅難改變 社長開題全球化vs本土化。全球貿易量在2018年前長升，2018至20年間停滯，而2021、22年回升破頂，但2023、24年又再停滯。圖睇去全球化的證據未很明顯。 經濟學教科書多撐全球化的，因為只要二人供、求並不一模一樣（這很易符合），在一般理論的假設下，某程度貿易是雙贏的──雙方的效用均會提升。以歸納法推之，愈多人參與貿易，愈是多贏的。不過，這柏拉圖最優並無考慮到利益分佈。極端而言，若百人皆多賺一元而一人則多賺百元，雖也屬最優但卻惹起公憤，去全球化就此而生。   此乃金融海嘯後民間主張的去全球化，跟特朗普現搞的剛剛相反。回到剛述例子，美國其實已是賺百元的那君，特主張的是要打殘其伙伴的出口商，進而迫其搬入美國。要是教科書簡化版的「你製你的、我造我的」，則此法不通，儼如中東油井豈能搬走。但若本屬美國製造而昔日將生產綫外移的則也許行得通，因為終端需求始終在美國。   到底美國是拿回還是掠奪，言人人殊。關鍵倒是，若有自身有需求那又豈怕其搶？大不了出口轉內銷，如中共般聲稱內循環。外移得的生產定有原因，關稅可將之打垮，但若計不掂數，還是不會搬進美國的。   由是之故，短線全球化縱會因盛衰而稍有進退，但逾五百年的全球化大勢卻不似會被一人就此扭轉。   羅家聰 [email protected]

外傭限工資　再證搞亂市

《紅藥丸雜誌》專欄〈一名經人〉2025年3月25日外傭限工資　再證搞亂市 社長開題論外傭最低工資。眾所周知，市價是遠高於官價的近五千港元。換言之，最低工資不是廢的，教科書簡單模型指這是外傭求過於供的結果。但供、求又怎定？ 有兩層面，一是大圍，一是取捨。首先是經濟大勢要好，若經濟差則不用談。在大圍有需求的大前提下，需求多少則看僱主自身入息相對外傭入息（即僱主開支），若低過則不用談，若高過則看高出多少，愈多理應愈有需求。外傭的「供」有對稱考慮──若其鄉下經濟夠糟，不用談必有供應。至於供應多寡則看出國收入多出鄉下幾多，而當中又多一重取捨：港人的出價跟其他也聘外傭國家的出價。打後已是實證問題。   當然，這種第二重取捨也適用於僱主：若要請人，也可從外傭或本地鐘點中選擇。然而昔日以時薪計，鐘點遠貴過外傭，故毋須考慮；但今以市價請外傭連機票食住計，也許跟請全職鐘點不差太遠，尤當大圍經濟漸差人浮於事下便更有得比了。結論呢？   大勢所見，結論似是外傭價升、港傭（鐘點）價跌，外傭供應減少而港傭的增加。這幾乎全是入門教科書所料之中：透過流動，兩邊供應趨同（港增外減），價差收窄。新價料仍遠高於五千元之際，結果港經濟差兼不生育下，需求續減，有價無市。於是，政府又再成功實驗胡亂插手搞亂市場。 Cover image from Folli Follie   羅家聰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