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在英國讀書，避免中毒

西方左派近年入侵西方人的正常生活，用但係愛平等包裝極左的馬克斯主義，在教育界、荷里活、傳媒經營多年，佔據主流之後，開始文化獨裁，打擊異見人士，令英美沉默的大多數不敢開口，怕一開口就被標籤為極右人渣法西斯。

每一個人的性別、種族與生俱來。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在香港和華人社會，千百年來並無爭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全民起動拼命要在太監之中找一個生物上的女人，又或者在尼姑庵裏找一個男人，純屬浪費時間。中國人不做這樣的蠢事。

但近年英語世界陷入此類集體愚蠢。

「身份政治」近年入侵音樂界。兩百年的古典音樂作家：巴哈、海頓、莫札特、貝多芬，以及柏林交響樂團，清一色是金髮白種的男人天下。此一歷史與文化的事實，現在備受英語世界的地下意識形態共產主義者提出「爭議」。

西方現代音樂本來被非洲的敲擊樂滲透，一味的嘈吵，加上空氣裏一股大麻味道。非洲黑人騎劫西方樂壇，已經討厭，最新起爭論，包括翻出十九世紀一個混血的黑人小提琴家布里治陶與貝多芬的恩怨，將貝多芬打為種族主義者。

另外，莫扎特有一個姐姐，不為人知，據說才華被時代埋沒，甚至有猜測她的一些作品被歸為弟弟名下。

此類「翻案」，顯示出西方左派的意識形態日趨極端，無處不在煽動兩性和不同種族、階級身份之間的分化敵意。

現代流行音樂的主流下，古典音樂已經邊緣化，無法擺脫被批判的噩運。

十八世紀的女性，其政治和經濟權利都大受局限，但這不是莫札特父親的錯，更不是莫札特的錯。在莫札特的年代，許多貴族婦女都是優秀的鋼琴家，她們只活躍於上流社交圈，並不公開演出，其中有人才華橫溢，甚至獲莫札特贊譽為天才；還有各大歌劇院，一向為女高音明星效應掛牌，其票房收入和地位遠在莫札特之上。

然而，這些歷史細節，左派的政治故意忽略，將整個西方古典音樂是抹黑為男性霸權、白人種族優越主義者「玩晒」。美國民主黨由奧巴馬到今日的賀錦麗，就是代表這股文化大革命的惡毒勢力。

西方的女權運動，是一場浩大的歷史潮流結果：即工業化令人類逐漸得以擺脫舊有的土地、農業和政治專制。女性主義率先在西方興起，是因爲脫胎自基督教信念，目標是人權平等。

即使十八世紀的歐洲宮廷，貴族婦女的地位和權益，比低下階層的手工作坊或耕田的工農男人高級，不是性別歧視問題，而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必然結果。

在莫札特最著名的一齣歌劇之中，伯爵夫人與侍女交換身份而易服，作曲家為這兩位女主角所寫的唱段，刻意模糊其階級的分野，因爲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不是兩性之爭，而是貴族與平民的政治權益。

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舊有的王權崩塌，貴族遭清洗，釋放了巨大的權力空間，十九世紀的中產女性，比大革命之前得享更多自由，莫札特的姐姐一旦嫁人，沒有再施展音樂才華的機會。十九世紀如芬妮孟德爾頌和克拉拉舒曼，她們所享有的創作和演出機會，以及社交影響力，自然都超過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末，女權運動順勢形成，因為此時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傳教事業興旺，許多女性傳教士前往異域工作，興學行醫，眼界大開，又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勞工市場幾乎全面向婦女開放，不但中產女性有爭取權利的見識，連低下階層的女性也受到啟蒙。女權運動不只是女權，而是人權解放的一部分。

因爲工業化帶來商業繁榮的現代社會，傳統男性的體力，已經不再佔有絕對優勢，而商業社會及民主政治特別著重的溝通、傳播、調停等技能，女性都勝任有餘。

時至今日，西方左派政治表面以推進「社會進步」爲名，其實社會分裂為代價，然而最大的時代挑戰，是人工智能對人文的挑戰，包括女權運動在内的身份政治，卻以男性為政治敵對目標，顯得目光短淺而心胸狹隘。

當今世界，只有先進的富裕社會才有女權議題，卻生育率普遍低下；與之相反，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地方。如非洲和中東等，根本沒有女權議題的空間。左派的女性主義由爭取人權，演變爲今日鼓吹兩性敵對，不但無視人性的局限，也昧於歷史大勢。

香港家長將子女送去英國讀中學，要警惕英國中學課程之中已經塞入了大量甚有政治偏見的這類毒素，要留意子女在英國讀書的過程，為了要融入「主流」，被班級其他同學誤導，為了要贏得朋友，是否出現性徵的自我扭曲。

在這方面，家長要謹慎應對，從小正確教育子女：你長大了，是男人；或者你長大了，是簡單的女人。或者，我們都是華人；記住：我們一家都是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