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在英国读书，避免中毒

近年来，西方左派势力侵入西方人的正常生活，以所谓的爱与平等包装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在教育界、好莱坞、传媒领域经营多年，占据主流后，开始实行文化独裁，打击异见人士，使得英美的沉默大多数不敢发声，害怕一开口就被标签为极右人渣法西斯。

每个人的性别、种族是与生俱来的。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在香港和华人社会，千百年来并无争议。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全民动员拼命要在太监中找一个生物上的女人，或者在尼姑庵里找一个男人，纯属浪费时间。中国人不做这样的蠢事。

但近年来英语世界陷入了此类集体愚蠢。

“身份政治”近年来侵入音乐界。两百年的古典音乐作家：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以及柏林交响乐团，清一色是金发白种男人的天下。这一历史与文化的事实，现在备受英语世界的地下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者提出“争议”。

西方现代音乐本来被非洲的打击乐渗透，一味地嘈杂，加上空气里一股大麻味道。非洲黑人劫持西方乐坛，已经令人讨厌，最新起争论，包括翻出十九世纪一个混血的黑人小提琴家布里治陶与贝多芬的恩怨，将贝多芬打为种族主义者。

另外，莫扎特有一个姐姐，不为人知，据说才华被时代埋没，甚至有猜测她的一些作品被归为弟弟名下。

此类“翻案”，显示出西方左派的意识形态日趋极端，无处不在煽动两性和不同种族、阶级身份之间的分化敌意。

现代流行音乐的主流下，古典音乐已经边缘化，无法摆脱被批判的噩运。

十八世纪的女性，其政治和经济权利都大受局限，但这不是莫扎特父亲的错，更不是莫扎特的错。在莫扎特的年代，许多贵族妇女都是优秀的钢琴家，她们只活跃于上流社交圈，并不公开演出，其中有人才华横溢，甚至获莫扎特赞誉为天才；还有各大歌剧院，一向为女高音明星效应挂牌，其票房收入和地位远在莫扎特之上。

然而，这些历史细节，左派的政治故意忽略，将整个西方古典音乐抹黑为男性霸权、白人种族优越主义者“玩晒”。美国民主党由奥巴马到今日的贺锦丽，就是代表这股文化大革命的恶毒势力。

西方的女权运动，是一场浩大的历史潮流结果：即工业化令人类逐渐得以摆脱旧有的土地、农业和政治专制。女性主义率先在西方兴起，是因为脱胎自基督教信念，目标是人权平等。

即使十八世纪的欧洲宫廷，贵族妇女的地位和权益，比低下阶层的手工作坊或耕田的工农男人高级，不是性别歧视问题，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

在莫扎特最著名的一出歌剧中，伯爵夫人与侍女交换身份而易服，作曲家为这两位女主角所写的唱段，刻意模糊其阶级的分野，因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不是两性之争，而是贵族与平民的政治权益。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旧有的王权崩塌，贵族遭清洗，释放了巨大的权力空间，十九世纪的中产女性，比大革命之前得享更多自由，莫扎特的姐姐一旦嫁人，没有再施展音乐才华的机会。十九世纪如芬妮孟德尔颂和克拉拉舒曼，她们所享有的创作和演出机会，以及社交影响力，自然都超过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末，女权运动顺势形成，因为此时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传教事业兴旺，许多女性传教士前往异域工作，兴学行医，眼界大开，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劳工市场几乎全面向妇女开放，不但中产女性有争取权利的见识，连低下阶层的女性也受到启蒙。女权运动不只是女权，而是人权解放的一部分。

因为工业化带来商业繁荣的现代社会，传统男性的体力，已经不再占有绝对优势，而商业社会及民主政治特别着重的沟通、传播、调停等技能，女性都胜任有余。

时至今日，西方左派政治表面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名，其实社会分裂为代价，然而最大的时代挑战，是人工智能对人文的挑战，包括女权运动在内的身份政治，却以男性为政治敌对目标，显得目光短浅而心胸狭隘。

当今世界，只有先进的富裕社会才有女权议题，却生育率普遍低下；与之相反，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地方。如非洲和中东等，根本没有女权议题的空间。左派的女性主义由争取人权，演变为今日鼓吹两性敌对，不但无视人性的局限，也昧于历史大势。

香港家长将子女送去英国读中学，要警惕英国中学课程之中已经塞入了大量甚有政治偏见的这类毒素，要留意子女在英国读书的过程，为了要融入“主流”，被班级其他同学误导，为了要赢得朋友，是否出现性征的自我扭曲。

在这方面，家长要谨慎应对，从小正确教育子女：你长大了，是男人；或者你长大了，是简单的女人。或者，我们都是华人；记住：我们一家都是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