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否想過，一個家族企業的全球擴張，為何會被視為一場撤退？李嘉誠，這位從塑膠花工場起家、縱橫華資商界數十載的「超人」，一度是香港拼搏精神的代名詞。然而，近年在中國與香港政經環境急劇轉變之下，他的企業策略卻轉而被解讀為「撤資」、「去香港化」，甚至成為輿論批判的箭靶。

但若我們回到原點——他從哪裡來？他經歷過什麼？他如何建立起這個龐大的企業帝國？又為何最終選擇漸行漸遠？夏萍《李嘉誠傳》或可為我們提供一個細緻而充滿矛盾的理解視角。

「超人」不是天降，是從逃難潮州仔走出來的

李嘉誠並非富家子弟。他於1928年生於廣東潮州，童年因日軍入侵而輾轉流離，最終定居香港。父親早逝，他自十五歲起便需養家糊口。正如《李嘉誠傳》中所描繪，他最早在舅父的鐘錶行當學徒，之後投身塑膠製品行業，於1950年自創長江實業——這個名字，正象徵着「源遠流長、萬古長江」。

這段創業史不只是個人奮鬥故事，更是戰後香港整體移民社會的縮影：一代華人移民在殖民地香港的夾縫中尋找空間、累積資本、逐步建立起華資企業的話語權。若無戰亂的逃難經歷、移民城市的制度真空與殖民政府的放任姿態，李嘉誠可能只會是一位潮汕小商人，而非後來的「華人首富」。

從「塑膠花王國」轉型為地產帝國

六十年代，塑膠工業已漸見飽和，李嘉誠在多次轉型中展現驚人的眼光。他大膽進軍地產市場，尤其在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主導的殖民秩序動搖，不少歐資企業陸續撤資，留下大量廉價土地與資產。他趁勢擴張，逐步收購土地、工廠和寫字樓，並於1979年以港幣30億元收購英資老牌企業和記黃埔，打破華資難入英資商界核心的魔咒。

這場併購，不只是商業操作，更是一種象徵性逆轉：一個潮州仔，在殖民權力高牆上，開出一道缺口。《李嘉誠傳》中不乏描述此併購案細節——包括其如何以低於市價的方式贏得談判，如何讓英資財團甘願退出，也記錄了華資商界如何群起支持，視之為「本土資本崛起」的重大里程碑。

從「香港之光」到「背棄香港」

問題來了：這樣一位曾為港人驕傲的代表人物，為何會在回歸後逐步從香港輿論場中跌落神壇？

李嘉誠在2010年代後期開始重新調整資產配置，逐步將部分資金轉向海外市場，尤以歐洲為主，媒體與輿論開始出現「撤資」說法，甚至有官媒文章批評其「不愛國」、「不挺中央政策」。尤其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李嘉誠一番「黃金有價，此心無價」的廣告標語，雖未明言支持抗議，但已遭「中央喉舌」批為「兩面人」，引發中國網絡輿論激烈攻擊。

從《李嘉誠傳》觀之，這位「寧肯賠錢都不想惹麻煩」的商人，對政治向來敬而遠之。他支持慈善與教育，卻極少高調表態，曾言「政治無關我」。但正是這種在殖民時代行得通的「政經分離」原則，卻在中港融合後不再適用——在今天的中國資本主義中，忠誠不再是選項，而是成本。

他的撤資，是精明還是退場？

在資產大舉轉往歐洲、英國與加拿大的背景下，李嘉誠的全球資產配置策略，的確展現出對中國市場與香港風險的高度警惕。這種行為可視為一種風險管理，也可被批評為缺乏承擔。然而，我們也該思考：是誰讓這樣的「風險」成為一種企業家不得不因應的現實？

書中提及，李嘉誠雖然淡出實際管理，但仍長期關注政策變化與國際形勢。在2015年股市動盪、2016年港獨爭議、2019年社會運動與疫情交錯期間，他的每一筆資金轉移都被解讀為一種「政治訊號」。但這是否亦反映出一個問題：香港是否仍容許企業家保持沉默與中立？

李嘉誠留給香港的貢獻

李嘉誠從來不是政治人物，他的貢獻也未必在於提出價值觀，而在於示範了一條由個人—家族—社群—資本的連接路徑。《李嘉誠傳》多次記錄其對醫療、教育的捐獻——設立汕頭大學、李嘉誠基金會、資助本地大學與研究項目——但這些是否能填補他在城市再建與制度信任上的空白？

他留下的是大量城市地標（如港島東）、龐大就業與財富創造、但也留下高地價政策與財富極端集中下的都市焦慮。他既是建設者，也是壟斷象徵——既代表「香港做得到」，也象徵「香港早已固化」。這一點，在今天的房屋與社會流動議題中，尤其成為針對李嘉誠與其商業模式的輿論焦點。

結語：今天的我們，還能期待下一個「李嘉誠」嗎？

在一個不再鼓勵獨立思考、不再容許沉默不語的政經環境中，「李嘉誠式」的企業家似乎成了過去式。他所代表的香港，是一個相信市場規律、自我進修與「做得好會被看到」的年代。而如今的香港，愈來愈像一個需要「選邊站」、不容模糊空間的戰場。

閱讀《李嘉誠傳》，我們不只是閱讀一位商人的發跡史，更是在回望一段已然消逝的城市哲學。那是一種相信制度與個人努力可建立信任的信念；是一種「做實事、不說空話」的文化；也是一種可以用時間累積價值、用沉默抵禦風暴的資本精神。

當香港變得不再能孕育「白手興家」的傳奇時，也許我們該問的，是這城市的基因，是否已與李嘉誠所熟悉的那個時代，徹底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