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荣耀到阴霾：香港未能达到「ISO 9000」标准（钱志健）

自从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时国安法（NSL）生效以来，香港一直在下沉。这座城市的荣耀已经消逝。捍卫我们核心价值观的人士要么被囚禁，要么被迫流亡。多年来，香港人曾试图通过和平抗议，要求北京遵守最初的「一国两制」承诺。然而，我们的恳求却淹没在无声中。自那时以来，北京重组了选举制度，模糊而广泛的国安法解释使香港的法律体系沦为中国威权政权的附庸。不仅法律发生了变化；教育、医疗、会计和法律等专业机构也都被直接控制。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切正被窒息。换句话说：香港未能通过「ISO 9000」的考验。 對我來說，香港一直不僅僅是一個金融中心。香港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城市——人們在這裡建立未來，無論是通過商業、

香港的问题，要从家说起：从《白手兴家：香港家族与社会 1841–1941》看当代社会权力的重组与幻灭

今天的香港，還可能出現另一個「白手興家」的故事嗎？在資產階級已固化、樓市與政權深度交纏的今天，這個問題似乎幼稚。然而翻開《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我們看到的卻不是虛幻的傳奇，而是一部制度未成形時的社會自組圖譜：在英殖統治極少涉足的早期百年裡，是誰提供了教育、醫療與基本社會秩序？這些並不是殖民政府的職責重點——根據鄭宏泰與高皓的研究，在1841到1941年間，港英政府對華人社群的管理多數停留於司法與稅收層面，社會服務、教育與醫療等大量需求，實質上仰賴民間家族集資與興辦 。 家族，不只是經濟單位，更是信任的容器？ 當我們重讀《白手興家》時會發現，香港的早期發展並非純粹資本推動的結果，而是「家族—社群—市場」三角關 羅文錦並非殖民統治者眼中的理想合作對象，他與政府的關係介乎協商與制衡之間，但他能獲得社會廣泛支持，正 這種信任機制，在今日香港正日漸凋零。無論是財團辦報、跨代傳承基金，還是政治與商界人物的家族關係，公眾 新時代的家族失語：從「社群連結」到「體制嵌入」 在《白手興家》的家族故事中，有一項共通特點：這些家族大多在制度未完善之前起家，在無法依靠政府的時代自 當家族成為政協、人大代表，或進入選舉委員會成為建制政治參與者的一環，他們的社會角色便由「秩序創造者」 曾經李光耀在新加坡強調政府與家族企業的清晰劃界，今日香港卻朝著相反方向前行：地產財團幾乎影響所有政策 香港的「家族政治」與國際比較：新加坡、台灣與我們的距離 回望亞洲其他地區，我們可見不同的「家族與社會」模式。新加坡的家族企業在政策框架下受限於反貪機構監管， 但香港呢？《白手興家》展示的是一個從零開始的時代——那時候沒有政策補貼、沒有特權通道、沒有「合作框架 我們是否能讓新一代的家族或企業，重新透過實質社會貢獻來獲得社會認可，而非單靠政治接軌？如果不能，那麼 家族記憶的政治與文化隱退：從祠堂、家書到公共敘事的缺席 另一層被忽略的轉變，是家族記憶如何逐漸退出香港的公共敘事。過去的宗祠文化、家族檔案、族譜撰修，是一種 《白手興家》中不少篇章提及家族如何透過文書記錄、族產分配、集體決議維持家道與社會影響力，例如李石朋家 當這種文化被消解，家族被簡化為「權貴」或「資產」代名詞，我們也失去了一種用歷史治理當下的能力。今天的 結語：我們要的是傳奇，還是現實可複製的社會動能？ 《白手興家》之所以仍值得細讀，不是因為它讓人懷舊或感動，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套被遺忘的治理原則：當社會 今天的香港正值分岔點。制度仍在，但信任已損；財富仍有，但社會連結斷裂；公務猶存，但公共性不再。我們還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白手興家」便不只是歷史，更是未來的密碼。

从潮州仔到超人，再到“走资”象征：李嘉诚与香港之间，究竟失落了什么？

你有否想過，一個家族企業的全球擴張，為何會被視為一場撤退？李嘉誠，這位從塑膠花工場起家、縱橫華資商界數十載的「超人」，一度是香港拼搏精神的代名詞。然而，近年在中國與香港政經環境急劇轉變之下，他的企業策略卻轉而被解讀為「撤資」、「去香港化」，甚至成為輿論批判的箭靶。但若我們回到原點——他從哪裡來？他經歷過什麼？他如何建立起這個龐大的企業帝國？又為何最終選擇漸行漸遠？夏萍《李嘉誠傳》或可為我們提供一個細緻而充滿矛盾的理解視角。 「超人」不是天降，是從逃難潮州仔走出來的 李嘉誠並非富家子弟。他於1928年生於廣東潮州，童年因日軍入侵而輾轉流離，最終定居香港。父親早逝，他自十五歲起便需養家糊口。正如《李嘉誠傳》中所描繪，他最早在舅父的鐘錶行當 這段創業史不只是個人奮鬥故事，更是戰後香港整體移民社會的縮影：一代華人移民在殖民地香港的夾縫中尋找空間、累積資本、逐步建立起華資企業的話語權。若無戰亂的逃難經歷、移民城市的 從「塑膠花王國」轉型為地產帝國 六十年代，塑膠工業已漸見飽和，李嘉誠在多次轉型中展現驚人的眼光。他大膽進軍地產市場，尤其在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主導的殖民秩序動搖，不少歐資企業陸續撤資，留下 這場併購，不只是商業操作，更是一種象徵性逆轉：一個潮州仔，在殖民權力高牆上，開出一道缺口。《李嘉誠傳》中不乏描述此併購案細節——包括其如何以低於市價的方式贏得談判，如何讓英 從「香港之光」到「背棄香港」 問題來了：這樣一位曾為港人驕傲的代表人物，為何會在回歸後逐步從香港輿論場中跌落神壇？ 李嘉誠在2010年代後期開始重新調整資產配置，逐步將部分資金轉向海外市場，尤以歐洲為主，媒體與輿論開始出現「撤資」說法，甚至有官媒文章批評其「不愛國」、「不挺中央政策」。尤 從《李嘉誠傳》觀之，這位「寧肯賠錢都不想惹麻煩」的商人，對政治向來敬而遠之。他支持慈善與教育，卻極少高調表態，曾言「政治無關我」。但正是這種在殖民時代行得通的「政經分離」原 他的撤資，是精明還是退場？ 在資產大舉轉往歐洲、英國與加拿大的背景下，李嘉誠的全球資產配置策略，的確展現出對中國市場與香港風險的高度警惕。這種行為可視為一種風險管理，也可被批評為缺乏承擔。然而，我們也 書中提及，李嘉誠雖然淡出實際管理，但仍長期關注政策變化與國際形勢。在2015年股市動盪、2016年港獨爭議、2019年社會運動與疫情交錯期間，他的每一筆資金轉移都被解讀為一 李嘉誠留給香港的貢獻 李嘉誠從來不是政治人物，他的貢獻也未必在於提出價值觀，而在於示範了一條由個人—家族—社群—資本的連接路徑。《李嘉誠傳》多次記錄其對醫療、教育的捐獻——設立汕頭大學、李嘉誠基 他留下的是大量城市地標（如港島東）、龐大就業與財富創造、但也留下高地價政策與財富極端集中下的都市焦慮。他既是建設者，也是壟斷象徵——既代表「香港做得到」，也象徵「香港早已固 結語：今天的我們，還能期待下一個「李嘉誠」嗎？ 在一個不再鼓勵獨立思考、不再容許沉默不語的政經環境中，「李嘉誠式」的企業家似乎成了過去式。他所代表的香港，是一個相信市場規律、自我進修與「做得好會被看到」的年代。而如今的香 閱讀《李嘉誠傳》，我們不只是閱讀一位商人的發跡史，更是在回望一段已然消逝的城市哲學。那是一種相信制度與個人努力可建立信任的信念；是一種「做實事、不說空話」的文化；也是一種可 當香港變得不再能孕育「白手興家」的傳奇時，也許我們該問的，是這城市的基因，是否已與李嘉誠所熟悉的那個時代，徹底割裂。

国泰、太古与我们的未来：香港还能创造新财阀吗？

在港版國安法、移民潮與外資撤退的背景下，太古依然維持其地位：國泰航空、太古地產與太古可口可樂仍為本地重要經濟支柱。然而，太古與香港社會的連結是否還如過去深厚？畢可思在書中多次強調太古在十九、二十世紀間，如何建立「公司社群」：員工福利、教育津貼、醫療資源，甚至組織內部刊物與退休制度，皆為其商業成功的社會基礎。這些制度，在當時的華人社會中屬於罕見的「現代福利資本主義」實驗場。但今天的香港，面對資源壟斷與中產萎縮，這類制度早已失色。太古再未成為「僱員最想加入的企業」，更無力介入公共利益辯論。它不再是一個有能力塑造香港價值的資本體，而只是個位於香港的跨國企業。或許真正的問題不在太古本身，而在我們自己。從書中可見，太古並非從天而降的成功，它從買辦合作到市場探索，從航運冒險到制度創新，其歷史充滿風險與轉型。它的成功，在於懂得在不穩定中尋找秩序。今日的香港，雖然資本堅硬、制度健全，卻少了當年那種敢於嘗試、連結社群、從頭建立信任的動力。我們不是不能白手興家，而是缺乏容許創造的縫隙、理解風險的文化與支持社群的制度。太古的歷史教我們：企業不是資本的堆積，而是文化、策略與關係網絡的結晶。香港要走出當下的困局，不能只靠新創，更要重新學會連結——不只是技術與資本的連結，更是歷史與未來的連結。讀完《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我們不只是理解了一間公司的百年史，更是看見了一座城市如何在跨國資本、殖民治理與本地社群之間構築自己。太古並不只是「外來者」的象徵，它早已滲入我們的語言、地圖與生活，但它同時也提醒我們：香港的主體性，不該只是由誰來選擇「留下」與「撤退」，而應是由我們決定如何訴說、理解、延續——關於這座城市與商人移民之間，那段從未終結的故事。十九世紀的香港，真的是為中國而設，還是為洋行而生？當我們從今日回望香港的經濟骨架與城市規劃，一個名字幾乎無所不在——太古（Swire）。從太古城、太古廣場到太古地鐵站，從國泰航空、太古地產到太古糖廠與船塢，這個源自英國利物浦的小商號，如何在一個殖民地構築起龐大的企業帝國，並嵌入整個城市的發展想像？羅伯特．畢可思（Robert Bickers）的《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正是一本回應這場歷史提問的企業傳記，也是一部城市、資本與身份糾纏的現代史。但太古只是外來者嗎？它與我們這些在地香港人，真的毫無交集嗎？書中最動人的，並非僅僅是太古的殖民企業身份，而是它如何「學會」在中國做生意。1866年進入中國市場時，太古是個地道的外行人。與它同時代的怡和、和記黃埔、寶順洋行等，皆已有中國貿易經驗，唯獨太古得從零開始，靠著與華人買辦的合作逐步打開華南與長江流域的貿易通道。書中細緻描繪了太古如何從懵懂外商轉化為商業高手，關鍵人物是那些介於兩個世界的中間人——買辦。他們既熟悉中國本地政經文化，又懂得洋行操作邏輯，是太古與中國社會真正的橋梁。這些買辦，不只是太古的翻譯或經紀，更是太古集團在風雨飄搖的晚清與民初間，得以屹立不倒的核心策略資源。但買辦的地位，是否就是殖民協作者？或是他們其實也是香港早期移民商人身影的一部分？這個問題，畢可思沒有直接回答，卻留給讀者足夠的材料，思考買辦在帝國秩序中的模糊角色。1880年代，太古將公司重心從上海轉至香港。這個決定的背後，不只是戰略選擇，更是對中國政局的判斷。甲午戰爭前夕，內地市場風險劇增，港英政府在法律、金融與貿易基礎設施上的穩定性，成為吸引外資的核心優勢。太古的發展軌跡，不只是商業決策，更體現香港如何從華南邊陲港口，轉化為東亞資本流動的節點。但太古選擇香港，是否也造就了香港城市格局的單一性？從船塢到地產、從物流到航空，太古深度參與城市空間的重塑，也成為香港極少數能跨越殖民時代並延續至今的「世襲資本」。換言之，我們今日所見的「太古地鐵站」，不只是交通節點，更是資本地景的象徵。書中提到，太古雖屬英資背景，卻非完全排斥與華人商人合作。早期糖廠與船塢皆有本地資本或人力參與，國泰航空初創時亦有港商李兆基等人入股。然而，隨著公司體制化與國際化發展，這些合作關係逐步被「公司治理」、「股東責任」等英式管理制度取代。這是否反映了香港資本社會的斷層？在殖民秩序下，本地華商常需依附外資運作，才能擁有現代企業架構。而一旦進入制度化與國際化階段，本地商人就易被排除在外。太古不是例外，而是一種殖民資本主義的範本。因此，香港歷史上雖有無數移民商人成功白手起家，但他們能否進入如太古般的資本世襲體系，始終存疑。太古成功了，卻也形塑了一種近乎封閉的經濟高牆。

论美国体罚之角色

昔日美國學校，體罰乃常見之紀律手段，諸如笞擊、杖打，皆用以抑不端之行，欲養恭敬之心，防自戀之病，杜未來犯規之患。然今世，體罰漸被視為過時、嚴苛，且害子弟之情志與心智成長。 然則，觀各州禁用體罰之數據，卻見一令人寒心之關聯：美國校園槍擊事件隨之劇增。本文欲探1970年至2024年之趨勢，揭示體罰衰減與校園槍擊激增之巧合，進而質疑現代教育改革之意外後果，並呼籲謹慎平衡紀律、安全與學子福祉。 上世紀七十年代，體罰於美國學校盛行，惟新澤西州自1867年禁用之。斯時校園槍擊甚罕，據K-12校園槍擊數據庫（K-12 SSDB），七十年代年均約15案，八九十年代年均20案。至1990年，九州已禁體罰，校園安 資料來源：校園槍擊數據來自 K-12 SSDB，禁止體罰的州數據來自全國教育協會（NEA），數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999年科倫拜高中槍擊案，震驚世人，適逢體罰禁令加速，至2000年，27州已禁用。禁令續擴，2016年，31州連同華盛頓特區（共32地）禁之，至2024年，計33州，含2023年新增之愛達荷與肯塔基。同期，校 學生往往為暴力之源。依K-12 SSDB，43%槍手乃學生，多因爭執而發。2024年喬治亞州阿帕拉契高中槍擊案，一14歲少年殺四人、傷九人，斯例也。1966年至2025年，2581宗槍擊案中，1011宗源於爭執 體罰之衰，反映以學子為本之教育理念，欲重福祉而輕懲罰，意甚善也。然斯舉是否付出代價？贊體罰者謂，其能使犯錯者刻骨銘心，抑暴力，養恭敬。體罰盛行之時，學生似較少兇殞，欺凌亦少。今體罰既衰，校園槍擊激增，無體罰之紀 反對者斥體罰殞地，引研究指其害心智。然數據發人深省。槍械易得—76%武器來自家中—固為一因，然若學子真性平和，會訴諸槍械乎？美國教育，於進步之志下，是否無意中助長暴力？零容忍政策與心理健康危機加劇問題，然體罰衰 事實無可否認：體罰消退，校園槍擊激增。此非欲美化嚴苛之舊制，乃質疑現代改革是否忽略平衡之道。應續禁體罰，抑或重審其效，以減學子之暴？此問留待心理學士探之。

不列颠：民主而乏阶升之机

不列顛，即今之英國，世人多譽為民主堅城。然其盛名之下，隱一憂患：階升之機——超越出身之可能——對眾人而言，常不可得。數據與親歷者之述，皆顯一諷刺之象：不列顛民主之盛名，或反抑其向上之途。 不列顛民主，《經濟學人》譽之為「全民主」並全球排名十八，頗具公平之象。然階升之況，則另述一物語。 試觀翟德爾（Jade Joddle），伯明罕人士，年32，持大學學位，欲於營銷業建功，卻困於零售販賣之職，難入權貴主導之脈絡。彼女於2024年YouTube頻道言：「非僅勤勞可致，乃在於識人之多寡。」其公開之志，映不列顛眾人之共病：進取之障，無處不在。 Jade Joddle 云：不列顛階升無望，勿枉費心力。 財政研究所（IFS）之數據，證翟德爾之困境。聯合王國之階升，隨地域與族群而異甚。北英格蘭、米德蘭或少數族裔，較倫敦等富庶之地，障礙尤多。父母之財，愈發定子嗣之收入，尤自70年代後生者為甚。至28歲，高階升地之男子，較低階升地者，多賺8,700英鎊；女子則差8,100英鎊。此數，顯一制度：出身常勝於才。 不列顛民主，何以階升滯緩？其階級之制，雖今不如昔之顯，猶塑機會之途。入名校、結權脈，勝於才幹之重。多數首相，皆出伊頓、牛津，足見貴胄之勢猶存。馬卓安（John Major）出身寒微，異數也。選民或無意，卻每重權貴出身之領袖，循環不已。 不列顛之經濟，亦與有責。資本之制，利既得者，促進階升之策——如教育均資——則後於人。反觀如中國，重視平等教育與社福，階升較暢。香港讀者或識教育為成功之徑，然不列顛此道，崎嶇不平。 不列顛果真重階升乎？其民主之志，標榜平等，實則利於高位者。平坦之場，雖美，階級與權勢猶為障。此矛盾，引一問：民主若固不平等之制，公平可得乎？ 欲解此，需真思。對翟德爾輩，及不列顛民主之志，欲使機遇與志向相副，乃值得一試之志。

换一双眼睛看香港——从芭芭拉・华德的“意识模型”理解我们身处的断裂时代

你可曾試過，站在一個自小長大的地方，卻忽然覺得它變得陌生？並非因街道翻新或市容改變，而是你忽然察覺：過去熟悉的一切，或許從未被真正理解過。那種感覺，彷彿失語，又像是被抽走了解釋世界的詞彙。半個世紀前，英國人類學家芭芭拉・華德（Barbara E. Ward）曾在香港長期生活與研究，留下了一系列有關社會結構、文化行為與宗教意識的田野觀察。她在2010年遺作結集成書，名為《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 — Mostly in Hong Kong》，不僅是對殖民地社會的紀錄，更是一種對「如何觀看他人看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反思。當下的香港，正處於一個難以用單一政治語言概括的斷裂時代：自由空間收窄，社群撕裂加劇，國族敘事全面主導，而個體解釋自身的方式被壓縮。在此時回望華德筆下的香港，我們或許應學習她的方法——暫時放下我們習慣的解釋框架，以「他者之眼」重新觀看。

教皇逝世后的世界真空

教宗方濟各逝世，天主教徒例行哀悼，也有教徒對於這位教宗生前的言行，尤其對中國的建交問題，極為不滿。教宗逝世前，美國副總統范斯曾到訪，二十年來從來沒有一位美國副總統單獨訪問梵蒂岡，范斯去了，與教宗閉門會談，顯示以范斯為首的美國傳統主義者，以及美國的天主教徒，對教宗近年的軟弱和鄉愿表達不滿。世界越紛亂，人心越迷茫，亦即梵蒂岡的權威越低落。尤其社交媒體與TiK ToK攻佔人類的下一代，梵蒂岡和聖公會必須有一個態度。青少年越玩手提電話，越會遠離教堂。理由很簡單：兩小時的彌撒，叫青少年不低頭看手提電話，只聽神父講道和唱聖詩，越來越不可能。許多英國寄宿學校已經取消了一星期一次教堂佈道課，因為學生心不在焉。手提電話在口袋裏，只要每十分鐘一陣震響，聽聖詩和神父講道就會分心。蘋果的手提電話與其創辦人喬布斯，就是撒旦派來人間的代理人之一。說是「之一」，因為代理人當然不只喬布斯一個。但科技發展到極端，會令人心拋棄信仰，此一趨勢，三百年來也很明顯。

子女在英国读书，避免中毒

西方左派近年入侵西方人的正常生活，用但係愛平等包裝極左的馬克斯主義，在教育界、荷里活、傳媒經營多年，佔據主流之後，開始文化獨裁，打擊異見人士，令英美沉默的大多數不敢開口，怕一開口就被標籤為極右人渣法西斯。 每一個人的性別、種族與生俱來。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在香港和華人社會，千百年來並無爭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全民起動拼命要在太監之中找一個生物上的女人，又或者在尼姑庵裏找一個男人，純屬浪費時間。中國人不做這樣的蠢事。 但近年英語世界陷入此類集體愚蠢。 「身份政治」近年入侵音樂界。兩百年的古典音樂作家：巴哈、海頓、莫札特、貝多芬，以及柏林交響樂團，清一色是金髮白種的男人天下。此一歷史與文化的事實，現在備受英語世界的 西方現代音樂本來被非洲的敲擊樂滲透，一味的嘈吵，加上空氣裏一股大麻味道。非洲黑人騎劫西方樂壇，已經討厭，最新起爭論，包括翻出十九世紀一個混血的黑人小提琴家布里治陶與 另外，莫扎特有一個姐姐，不為人知，據說才華被時代埋沒，甚至有猜測她的一些作品被歸為弟弟名下。 此類「翻案」，顯示出西方左派的意識形態日趨極端，無處不在煽動兩性和不同種族、階級身份之間的分化敵意。 現代流行音樂的主流下，古典音樂已經邊緣化，無法擺脫被批判的噩運。 十八世紀的女性，其政治和經濟權利都大受局限，但這不是莫札特父親的錯，更不是莫札特的錯。在莫札特的年代，許多貴族婦女都是優秀的鋼琴家，她們只活躍於上流社交圈，並不公開 然而，這些歷史細節，左派的政治故意忽略，將整個西方古典音樂是抹黑為男性霸權、白人種族優越主義者「玩晒」。美國民主黨由奧巴馬到今日的賀錦麗，就是代表這股文化大革命的惡 西方的女權運動，是一場浩大的歷史潮流結果：即工業化令人類逐漸得以擺脫舊有的土地、農業和政治專制。女性主義率先在西方興起，是因爲脫胎自基督教信念，目標是人權平等。 即使十八世紀的歐洲宮廷，貴族婦女的地位和權益，比低下階層的手工作坊或耕田的工農男人高級，不是性別歧視問題，而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必然結果。 在莫札特最著名的一齣歌劇之中，伯爵夫人與侍女交換身份而易服，作曲家為這兩位女主角所寫的唱段，刻意模糊其階級的分野，因爲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不是兩性之爭，而是貴族與 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舊有的王權崩塌，貴族遭清洗，釋放了巨大的權力空間，十九世紀的中產女性，比大革命之前得享更多自由，莫札特的姐姐一旦嫁人，沒有再施展音樂才華的機 十九世紀末，女權運動順勢形成，因為此時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傳教事業興旺，許多女性傳教士前往異域工作，興學行醫，眼界大開，又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勞工市場 因爲工業化帶來商業繁榮的現代社會，傳統男性的體力，已經不再佔有絕對優勢，而商業社會及民主政治特別著重的溝通、傳播、調停等技能，女性都勝任有餘。 時至今日，西方左派政治表面以推進「社會進步」爲名，其實社會分裂為代價，然而最大的時代挑戰，是人工智能對人文的挑戰，包括女權運動在内的身份政治，卻以男性為政治敵對目標 當今世界，只有先進的富裕社會才有女權議題，卻生育率普遍低下；與之相反，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地方。如非洲和中東等，根本沒有女權議題的空間。左派的女性主義由爭取人權，演變爲 香港家長將子女送去英國讀中學，要警惕英國中學課程之中已經塞入了大量甚有政治偏見的這類毒素，要留意子女在英國讀書的過程，為了要融入「主流」，被班級其他同學誤導，為了要 在這方面，家長要謹慎應對，從小正確教育子女：你長大了，是男人；或者你長大了，是簡單的女人。或者，我們都是華人；記住：我們一家都是正常人。

红药丸杂志的来龙去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