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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的回乡权

巴勒斯坦人作为世上最大的难民民族之一，半世纪以来家园不断被吞并，只得在难民营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据估算世上有917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约836万居于邻国、81.2万人仍在国内。纵然国际法有为巴勒斯坦人确立不可剥夺的回乡权（right to return），但对巴人却如一纸空文，无从申诉。 Nakba，即阿拉伯语的“灾难”，是指以色列建国期间（1947至49年），犹太复国主义的民兵和军队将约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从其家园和土地上暴力驱逐，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多数的国家。今天有人称上述强制迁徙为种族清洗，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只是“人口转移”，仿佛只有他们曾经被种族清洗。单是难民数字就是以巴冲突最佳的见证者。在836万国际难民中，分别有230万人在约旦、57.6万人在叙利亚、48.5万人在黎巴嫩，以及逾150万人在加沙，88.7万人在约旦河西岸，后两者皆是被军事占领和管制的地方。他们大多都以无国籍的身份，生活在半永久性难民营，只能长期依靠联合国人道救援物资生存，同时也为接原则上，一个人回归其祖国是基本人权，但又是寻常得遭人忽视的权利。巴勒斯坦人不仅是申诉个人的回乡权，更罕见的需集体行使的民族权利。虽然早在二战后确立的《国际人权宣言》第13条，已写道“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但权利终归是理念，谈到现实就能成为取舍之物，如同联合国的第一可是，1940至1960年代那20年，以巴冲突愈演愈烈，前者在1967年的战争更占领整个历史上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造成多达50万人的大逃亡。联合国开始改变立场，将巴勒斯坦人视作“难民”的处理眼光，变为承认这是关涉民族存在和自决的问题，也在《237号决议》里促请以色列政府，给予因战事逃离地区的居民回归便家园是个人立足世界的基础，人被战争等外力在土地上连根拔起，犹如处以极刑。早在11世纪的《大宪章》年代，回乡权已隐含“从陆路和水路平安出入我们的王国”一句话内，人的行动自由是早于和先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出现，可是至臻的权利理念还需要人们不断重提、争取，才不会使“弱者说权利、强者说权力”之话成为真理。

在经济版图动荡之间，香港何以自处？——读《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的亚太、中国和香港》

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理解當下香港所處的世界經濟格局？當美中關係持續緊張、全球產業鏈重組、地緣政治競爭升溫，香港這座長期自信於「全球城市」定位的轉口港，還能否在浪潮之中穩住自身角色？《世界新經濟格局下的亞太、中國和香港》一書，試圖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為我們梳理亞太區域、中國內部經濟政策，以及香港在新格局下的處境與選擇。作者汪康懋從宏觀經濟、國際貿易、區域合作，到金融體系的變動，描繪了一幅充滿張力的亞太經濟藍圖。特別是在美中對抗逐步結構性化、全球供應鏈去風險化（de-risking）的大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優勢，是否還能維持？這不僅是經濟學上的問題，也是關乎香港未來命運的核心提問。

特朗普贸易政策之道

貿易爭端之勝，常常虛幻無常，余不以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勝」中國為功。然其務實靈活，誠可稱道，堪為領袖之資。二〇二五年三月，特朗普對價值2,000億美元之中華貨品施加關稅威脅，欲速取北京讓步，然未果。特朗普乃迅改策略，轉向雙邊會談，避貿易大戰之厄。此適變之能，雖源於風險策略，卻顯領袖風範。欲知此轉向何以彰顯特朗普務實之道及其深遠影響，請續閱。批評者言，特朗普以關稅為武，開局即誤，恐傷美國霸權，亂供應鏈。彼論非虛，長遠恃經濟威迫，或失盟友信賴。然此文聚焦特朗普失策後之轉圜，斯乃務實之舉，緩當前之害。特朗普之關稅信心，源於往昔之功。一九八〇年代，美國對日本汽車施關稅威脅與自願出口限制，抑進口、振國內製造，並促日本於美設廠。據日本汽車製造商協會，日本汽車商自一九八二年起，於美國二十四處製造設施投資逾660億美元，平衡貿易，支特朗普承此先例，二〇一八年藉《美韓自由貿易協定》 (KORUS) 重談壓韓國。其25%鋼鐵關稅，迫韓接受70%鋼鐵出口配額及美國汽車出口配額倍增至每製造商五萬輛，據傳統基金會，此舉護美國產業，減貿易赤字。特朗普之強，在於願改弦更張。中國抗關稅，彼不固執以保顏面，而擇外交，斯乃成熟務實之舉。或曰，自啟危機而後解，非英雄也。然期待領袖無過，斯乃苛求。速平貿易爭端，誠為全球安定之實益。縱不認同特朗普之志，抑病其術，其適變之能，仍值得肯定。相較胡佛總統 (Herbert Hoover) 於一九三〇年固執《斯姆特-霍利關稅法》 (Smoot-Hawley Tariff Act)，無視全球反彈，終深大蕭條 (Gr

三任总统不是梦

「聽其言而觀其行」這句警示，從不適用於政治人物。若要了解特朗普的底蘊，只需要「觀其行」就夠。現年78歲的特朗普曾表示，想三度或四度出任總統並非玩笑，但近日又改口否認正在考慮再次競逐白宮。政客只是投機份子，選不選，還得看屆時的支持度有否勝算。現在特朗普表態沒有參考意義，一如地球另一端也有人說「N屆不參選」後，卻抵受不住權力的誘惑。幸好美國競選總統的資格，很大程度上是由憲法決定，即使特朗普最後戀棧權力，欲再改口，亦得視乎憲法的制約範圍。雖說美國現有《第22修正案》限制總統任期，但1951年前只是不成文慣例，國史上亦有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連續四任美國總統，但這例外 1944年限制總統任期再次成為討論焦點，雖然是由共和黨人挑起，但也有不少民主黨人認同國父華盛頓當年以身作則，以八年任期為限，防止暴政抬頭的先例。隨着FDR去世以如果特朗普欲爭三任總統，理論上至少可循一路去鑽憲法的空子。《第22修正案》僅明確禁止某人「當選」（elected）超過兩屆總統，而不是「繼任」（successi 當然，這種沙盤推演的情況未經憲法檢驗，正反雙方皆引援修正案和條文釋義，支持其論點。至少現在特朗普只是上任百日餘，大有時間扭轉一路下跌的民望。但是政客的話沒有太多參考價值，特朗普說2028年不參選，有誰會信？ Cover Photo: trumpstore.com

加拿大选举

加拿大的選舉時間是計算好的結果，卡尼擊敗逼宮的Freeland贏得黨魁，成為連一次大選也沒參加過的新人總理。加拿大大敵當前，國家上下同仇敵愾，恰好成為自由黨洗刷污名反擊保守黨的最好機會。網上各黨支持者皆不斷強調某黨才能代表某團體或族群的利益，而香港人雖然是自由黨下救生艇計劃得益者，但受制於自由黨任內增發學簽和難民簽證，造成申請永居權大塞車，彈盡糧絕下不少香港人轉向支持NDP新民主黨和 Conservative 保守黨。話雖如此，但不要忘記大部份香港人皆非加拿大公民，雖則媒體上聲浪甚大，實際上所能造成的影響也許只是聊勝於無，因為只有公民才有投票權。所謂政黨支持，簡單的投票背後不妨有著複雜的動機，一如錢鍾書所言，「義正詞嚴的叫喊，有時是文學創造力衰退的掩飾，有時是對人生絕望的惱怒，有時是改變職業的試探，有時是中年人看見旁人還是少年的忌妒。」政黨政治和選民各取所需，既是交易也是表達意見，科學與藝術皆有之。考慮投票行為時，可以有以下考慮。規則和框架規則和框架，基本上屬於一些設計上的問題，有什麼的目標則有什麼的制度。設計時要考慮的，是這樣的制度有什麼的目標需要達到。單議席單票 vs 比例代表制就像英國一樣，加拿大所採用的是單議席單票制，全國所有選區，每區一個位，一人一票，最多議員勝出的政黨如果過半數則可有國會控制權。這種選法簡單直接，能給予政黨籌組成執政黨的能力，多數會出現兩黨獨大的情況，因為如果你是選民，必然希望將選票投予最有希望勝出又最和自己政見相近的政黨，如果有三個人爭持不下而選民能從民意調查中預見，第三位的支持者或會再考慮把自己的選票放於更有希望勝選的人身上，人之常情也。這和香港的設計不同，香港所行的是行政主導的政治制度，立法會並不需要決出執政黨，立法會要做的是盡可能在政府提案後多聆聽意見，所以在比例代表制上採用了最大餘額法，其效果更貼近於多議席單票制，務求兼收並蓄各方不同意見，用意亦要限制政黨過大。除此以外，引入功能組別、團體票等也可以把看作是從制度設計中取得所需結果之一，在此不贅。省選 vs 國選當年師從戴高禮教授，教授對黃鶴回教授的一篇區選文章讚譽有加，黃教授於文中用一些Regression Model反證在區議會選舉中勝出可增加立法會選舉的得票。當然，如今立法會重新整理好，百廢待興，市民如何在新的政治環境中，大部份政黨政見相同下投票有待觀察。加拿大有一點和香港不同的是，省選和國選可謂河井不犯，一般而言每省皆有自己不同的保守黨和自由黨，如此類推，其組成和立場並不從屬聯邦政黨。例如安省王福特早前以壓倒性勝出安大略省的選舉，其用意亦是要加強和特朗普議價的能力。聯邦和省之間一向有互相博奕的歷史，一國多省之下各省對於外國勢力或時局可以有不同理解和回應。福特雖然身為安省保守黨之首，但大可以對於博勵治的政策或者競選策略嗤之以鼻。最近保守黨內部對於博勵治的競選策略不滿，福特為其前競選經理公開批評博勵治辯護，只拋下一句：Sometimes the truth hurts「苦口良藥」。可見完全沒有要大利益、競選考慮下的PR發言策略。框架之下，我們可以將不同有影響的因素放在一起，考慮他們長短期的影響。因素之間各有輕重，取決於各省各人不同取向。一般性考慮這一些考慮不論國家和地區皆有影響，當然其他因素於選舉其他方面也可以有影響，下列舉數例。政治左右 – Spatial TheoryA Downs 提出所謂的選舉理論認為政黨皆位列於政治光譜之上，所以當投票時選民只會投予政治光譜上相近的政黨，在Manifesto Project中政黨的選舉主張皆已被表列並數據化，所以用一般的認知所說，加拿大之中NDP/Green屬於左派Bloc Québécois屬於中間較多偏左Liberal 屬於中間稍左Conservative屬於中間偏右People’s Party屬於右派但除此以外，左右兩派並不能准確到捕捉到黨派之間的分別，所謂左右除了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取態之外，在加拿大的政治制度中還有聯邦和省自治權中的討論。自由黨可以算是眾多黨派之中最強調聯邦的政黨，其碳稅和聯邦開支以重新分配和支持不同省份為主要政策理念。新民主黨和綠黨比自由黨要稍稍強調省的主權，但因為其主張再分配和環保的政策取向，聯邦依然佔有重要的地位。保守黨的保守主義是小政府，減稅，去除碳稅，發展經濟和商業活動，其中心思想則可被視省重於聯邦的經濟自由主義，這和魁北克黨的要求聯邦政府下放予省更大的自治空間有相同之處。所以在政策主張之上，雖然保守黨和魁黨一樣要求聯邦削權，但在政策取向上法語地區皆有較左傾的取向，而聯邦一向更優待地位獨特的法語地區，例如法區可自決碳稅、有自決申請者能否以法語區作定居地的權利。年齡、性別、參與在加拿大之中，年長的人較多為投票者，各年齡之投票率隨年齡增加而增加。此外，各省的平均年齡皆有不同，草原三省和北三省平均年齡皆較年輕。各黨支持者皆有不同：女性和年輕選民皆會傾向自由黨，新民主黨和綠黨，中年選民傾向保守黨、老年選民則傾向自由黨。根據CBC的一篇報導，男性選民在經濟上較傾向進步性政策（增加有錢人稅率、政府提供更多服務）但文化上則相對保守（減少移民，減少性別多元開放化），此一觀點和女性於經濟和文化上的統一性（完全進步或完全保守）有明顯分別。在宗教和政治上較少討論和爭議，而將注意力和集中力放於傳統家庭觀念和個人自由之上。此外，年齡層上較有意思的是年老的選民更傾向於支持自由黨。自由黨於過去九年在道魯多領導下幾乎將於選舉大敗，其房屋政策和移民政策一直受批評：樓價居高不下，移民過多而其他健康或就業配套不合預期。道魯多曾直言房屋非聯邦政府負責，而又曾言不能讓樓市下跌否則會傷害退休人士的退休大計。移民湧入加上維持政府的福利政策，年老選民有更多理由選投自由黨而非保守黨。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trudeau-housing-responsible-feds-provinces-1.6924290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business/article-trudeau-house-prices-affordability/地區性考慮各地區因應自己的特定文化和經濟條件，使不同政黨有固定支持者。草原三省 65 席亞爾伯塔、曼尼托伯、薩斯喀徹溫蓮皆為石油農業重鎮，保守黨的取消碳稅、去除監管、減稅等政策主張受這些省份支持。這些省身處於西部，常處於被東部政治中心所制定的政策所控制，他們生活上則傾向自給自足、創業的獨立精神、多農鄉村選民的因素皆使保守黨於少數大城市聚居地（卡加利、愛民頓）之外享有穩定的支持度。聚居兩省 165席安大略和英屬哥倫比亞有較多大城市聚居人口（多倫多、密西沙加於安大略、溫哥華、維多利亞於英屬哥倫比亞），所以這些省份的大城市地區較喜歡支持自由黨或新民主黨等更有社會進步主義取向的政策。新民主黨在上屆政府支持自由黨，令部份支持者覺得被出賣，今屆很可能在美加大戰的大為提下損失大部份議席。除大城市以外，保守黨有一定支持。北三省 3席育空、西北領地、紐納武特皆為大範圍的少人居住的省份，加起來人口約十多萬，主要以原居民為主，只有三席。傳統上為新民主黨和自由黨之爭，因應其尊重少數族裔和文化，以及高度依賴聯邦政府政策支援的歷史。不過因為議席只有一席，CBC在民調上也省得列出來，嗯。基本上一區安省等於整個北三省之一了。https://newsinteractives.cbc.ca/elections/poll-tracker/canada/西洋省份 32 席Atlantic Canada 對於保守黨可謂難題，主要是因為當地捕魚發達，然而因為捕魚業很看時節氣候的關係，當休漁時大部份漁民都有賴就業保險去維持生活支出，這對於一些其他省份如一年四季都工作就草原三省的畜牧業和石油業造成不公平。加上西洋省份接近於法語區的自由左傾的思想精神，所以當地的基本支持面為傾向於自由黨。當年保守黨削減就業保險曾引起當地漁民不滿。https://www.thestar.com/news/canada/stephen-harper-s-new-employment-insurance-rules-whack-ontario-hard-walkom/article_5f511742-55cc-58e4-9909-51f853fa1431.html魁北克 78席魁省的特定法語地位在自由黨的強勢聯邦主義之下，仍獲得相當大的自由度，而有說法為如自由黨未能於魁省奪得聯邦選舉控制，一般不可能贏得大選。自由黨和魁省甚有淵源，道魯多家族皆出於魁省，蒙特利爾機場是PET “Pierre Elliott Trudeau” Airport。有趣的是，雖然於聯邦選舉上為自由黨和魁黨之省，但於省議會內卻是像安大略省一樣由中間偏右的政黨把持(Coalition Avenir Québec) 魁黨是唯一一個只會在魁省出選的聯邦層面之地區性政黨，雖然打著魁北克地區的旗幟，在支持度一樣暫時輸給自由黨。魁省的結果只能由魁黨或自由黨之間決定，保守黨雖有一定支持度，但不足氣候，其支持度於CBC民調一路從2021看來沒有任何變化。大選特定考慮除一些較靜態的因素決定了卡尼參選前的狀態，在這場選戰中也有一些Valence Issue – 政黨在所關心議題中有能力改變和Spatial Theory 相對的是Valence，也就是在關鍵議題之中哪一個政黨較有能力改變現狀。這是一個在2014年筆者於英國曼城讀碩士時接觸的主流理論。Spatial Theory因為政治光譜和人口資料（包括收入、學歷、性別）決定支持哪一個政黨，這是舊有說法。新一代則傾向於只集中在選民關心的關鍵單一議題，而不會受限於其他非政策性和表達個人政見的投票行為。事實上在現代社會，政黨政治議題不再單一化，人均收入和社會人口流動變化甚大，加上國際社會間不論文化經濟政治軍事交流和討論互為關係，所以一些較靜止而變化少的選民背景資料不再有解釋投票行為的能力。我們可以以心理學中，人在同一時段中所能處理的問題，心理上有限的認知作解釋，為什麼有選民會直接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政黨中跳邊，因為政策並非雞牛羊豬，無法計斤論件。投票如同人類的其他行為一樣，並非全然理性深思熟慮。在二零二三年開始，加拿大人早對自由黨積怨甚深，從二零二三年開始一直到二零二五年二月，如果舉行大選，必然是保守黨可取絕對多數。但當特朗普上場後，人們看見加拿大有國難，不計前嫌推選比博勵治更有國際經驗的卡尼上場。卡尼也很懂，在兩場辯論之中穩打穩紮，在競選廣告不斷強調Elbows Up，要保護加拿大的經濟和就業於目前美國的挑戰中，甚少為自由黨往績辯護，強調自己剛上場，不是道魯多。Campaign Strategy – 外敵對內政保守黨的主打並非外交，而是經濟（減稅）和犯罪，博勵治也被批評在外交上不如卡尼。不少保守黨人批評競選政策應要以美國作為主打，這才是選民想聽到的主題。筆者個人認為如外交非強項，博勵治在這等問題上辯論也只會顯出自己相對於卡尼缺乏外交經驗，倒不如寄望於選民不善忘更好。Shy Conservative Voters – 保守黨不受訪在美國大選中，初時民調認為賀錦麗和特朗普不相伯仲，之後發覺有很多保守的支持者（特朗普）一直在民調中被低估。我們也許亦可以說取態鮮明的社會進步政黨如新民主黨、自由黨、魁黨等支持者較樂於接受訪問，現在民調中自由黨雖然領先，但差距難言結果，倒是PolyMarket已成八二之分，有心者不妨一試運氣。

梁浩恩

3个月前

關稅之外的陰影：從2025美中貿易戰，回望美國對香港的歷史政策

2025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點燃全球經貿緊張局勢，對中國商品課徵高達125%的懲罰性關稅，將中國排除於「全球對等關稅暫緩清單」之外。中國隨即宣布對美商品報復性加徵關稅，稅率升至125%，「中美關稅戰2.0」宣告全面爆發。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評論將焦點放在供應鏈斷裂、資本流動與市場信心上，但較少人注意到——這場貿易戰背後的博弈，仍沿襲自冷戰時期的「結構性對抗」。我們不妨回頭，從歷史的角度理解這場衝突的深層邏輯：為什麼美中對峙的陰影總在香港這個城市格外清晰？葉霖博士的《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正提供了我們觀察這個問題的絕佳切口。該書以大量解密檔案與一手史料，細緻剖析美國在戰後對香港的態度變遷，亦讓我們看見——在每一次風暴來臨時，香港總被夾在帝國邊界的模糊地帶，成為歷史與政治張力的縮影。二戰結束後，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在開羅會議表達對中國收回香港的支持，視此為反殖民主義的一部分。這在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宣傳中被廣泛引用。然而，戰後的現實迅速改變。為了鞏固與英國的戰略同盟，美國國務院在1945年後放棄了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立場，轉而接受英國繼續對港的殖民管治。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美國對中國政策全面轉向。美方對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恐懼，迅速凌駕反殖理念。香港此時被重新定義為冷戰前線——美國不僅不支持中國收回香港，還在私下與英國達成默契：保住香港，才保得住亞洲反共陣線的最後據點。書中引用多份解密檔案，證明國務院內部雖仍有部分人士主張支持民主化改革與去殖民政策，但在整體冷戰格局下，這些聲音無法推動實質政策調整。與此同時，華府更著手透過媒體、教育、文化等「軟實力」形式滲透香港，設下長期前哨與意識形態陣地。在1950至1960年代，香港的角色越來越多元——既是西方自由陣營的展示窗口，也是滲透中國大陸的情報基地；既是資本主義的示範區，也是「思想戰」的橋頭堡。葉霖特別強調，香港不單單是一個英國殖民地，更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灰色地帶」。美國情報部門在港設立多個監聽與情報收集中心，香港亦成為美國對華情報分析的神經中樞。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透過資助中文報刊、設立文化交流中心，推動自由主義思想滲透至華南地區。當時不少著名的自由派期刊，如《民主評論》、《自由中國》都曾短暫在香港發行，並且被中共列為重點封鎖對象。而這樣的「另類戰場」也直接牽動了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政策。書中指出，雖然中共在1949年後未有主動收回香港，但始終關注港內政治動向，並藉助左派社團與工會進行組織滲透。北京政府將香港定位為「暫不收回、可加以利用」的特殊地區，其對港政策長期處於務實與進取之間的拉鋸。1967年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左派在工會號召下發動大規模示威，進而演變成暴力衝突。美英兩國均高度關注香港局勢可能失控，葉霖詳細分析了美國當時的外交反應。事實上，美國內部對是否介入表現出高度矛盾：一方面擔心香港動盪波及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另一方面亦不願破壞與英國的盟友關係。在書中，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報告顯示，美國政府一度懷疑北京將藉此「奪回香港」，但也觀察到中共迅速下令「冷處理」，避免事件升級。這不僅反映出中共內部政策分歧，也讓美方進一步認識到——香港穩定，不僅對英國殖民政府有利，更是美中未來談判關係的關鍵籌碼。葉霖指出，六七暴動後，美國更加強化香港的「次要戰略價值」定位，不再寄望香港成為滲透中國的跳板，而是確保它作為東亞資本流動與文化交流的「緩衝地帶」繼續存在。1971年美國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迅速解凍。香港的角色也從「觀察中國」的基地，逐漸轉變為「被觀察」的對象。葉霖特別指出，尼克森過境香港的短暫停留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交流——香港成為東亞轉型的見證者，但不再是決策核心。美國的關注重心轉向北京，香港則逐漸被邊緣化。這也為之後1997年主權移交埋下伏筆。在整個1970年代，美國雖偶有關注香港的政治自由、人權問題，但多數仍以經濟穩定為優先，這種「去政治化」的香港政策，對香港後來的發展模式影響深遠。從今日回望，香港仍處在兩個大國角力的中心。中美關係雖已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但技術、金融、供應鏈等層面構成的「新冷戰」格局，使香港的制度、角色與命運再次變得不穩定。葉霖的研究讓我們理解，香港從來不是中立之地，它始終處在兩個帝國「例外處理」的歷史夾縫之中。在這裡，政策經常不基於香港人的選擇，而是基於美中大國的戰略計算。當今的香港，被迫重新擔任戰略緩衝區的角色，卻失去了昔日的外交自主空間。從2025年的關稅戰爭到科技制裁、金融審查，香港在全球秩序中的處境再次受到關注。但除非我們認清其歷史結構性問題，否則這座城市仍將一再陷入「被選擇」的命運中。《在中國的影子下》是一部歷史著作，但它同時也是一面鏡子。它讓我們看到一段段決策過程如何塑造香港的制度框架，也讓我們意識到：香港之所以重要，並非因為它的體量或軍事價值，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可能——在大國博弈中仍保有空間的可能。今天的香港可能已難以再成為當年自由世界對中國的觀察哨，但我們仍應記得，歷史所教給我們的不只是事實，更是理解權力與命運的方式。在新一輪關稅戰與全球對抗下，香港再度回到十字路口，而這段歷史正是照亮未來的光。

全球化“已死”多次　最后总会返魂

特朗普瘋狂大增對等關稅，環球市場大亂，港股上演「黑色星期一」。特朗普無疑是反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但或多或少選舉策略，而非意識形態信仰。可是，最近就連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亦警告「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幾近壽終正寢」。歷史裡，每個階段的全球化皆有退潮期，就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般自然，兩者乃共生之物。然現在的全球化只是間場的倒退，還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撇除全球化尚未真正開展，但有跨大陸商品貿易的絲路時代和香料之路（7至15世紀），15 世紀末的大航海時代是東西方真正連結的起始。哥倫布意外發現美洲，除了間接滅絕原住民的性命和文化，亦將薯仔、番茄、咖啡、煙草和朱克力等作物引進歐洲。誠然有人不視大航海時代為全球化，部分是源於歐洲帝國建立的全球供應鏈，是由殖民主義和奴隸制支撐，而當時全球經濟仍非緊密相連，至少明朝有海禁，嚴格禁止民眾對外通商，所以世界只是部分連結起來。從當代觀點看，大航海時代反對全球化的人，至少有反對高壓剝削和殖民制度現代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於工業革命，由大英帝國主導國際秩序，蒸汽機、織布機等科技推動貿易。可是，1914年一戰爆發，中斷人們對繁榮和未來的憧憬（見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然後在兩次大戰期間，美國大蕭條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崩潰，保護主義抬頭，貿易中斷，時勢成就納戰爭破壞一切秩序，也讓重建變得容易。二戰結束，美蘇兩大霸權分別主宰東西方陣營，美國借汽車、飛機等第二次工業革命，引領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全球貿易鏈，成為局部的全球化進程；鐵幕後的國家則靠共產信仰和恐懼維繫。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全球化終於搬出全球化極簡史出來，只想說明每個全球化階段，必然存在反對者，就像一股反作用力，試圖逆轉趨勢；但是全球化不一定是全球範圍，即使有國家選擇自我孤立，也只會構成阻力，不必然會影響歷史方向。所以說在特朗普時代全球化將會壽終正寢，難免只是悲觀的觀點。 Cover Photo: AP

美国民主制度不好，难道回归中国方式？

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回歸，支持賀錦麗的選民呼天搶地，連許多平時理性的美國知識分子也哀嚎：美國的民主出了大問題。美國的議會民主制度沒有問題，是輸打贏要、大量長期被左翼意識形態洗了腦的人的心智才有問題。民主普選並非最好的制度。前首相邱吉爾說過：但這是經過其他多種制度試驗之後，民主普選被證實是害處最小的制度。邱吉爾不但是軍事家，也是政治家，也是歷史學家。民主普選當然有問題，古希臘的柏拉圖就曾經提出：一旦選民缺乏教育，知識淺薄，不懂得思考，政客鼓其如簧之舌，開空頭支票，哄騙民意，可以憑欺詐上台，為國家造成損失。柏拉圖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不能有民主普選，只能由智者精英，亦即所謂Philosopher King 來統治。而Philosopher King (簡稱PK)又如何選拔？柏拉圖沒有說。這個PK做了理想國的國王之後，其性格會不會變化？權力會令人腐化，再品格純正君子的哲人PK，在擁有權力之後也會傲慢自大，也會認為自己是天才，也會淪為真正的PK。柏拉圖也沒有答案，只是口口聲聲說：選民的質素沒有保證，選民容易聽信謊言。這一點沒有錯。因此人類古往今來，從來未能實驗出一個完全理想的制度，在西方，在教育普及、教育質素有保證的大前提下，只能實現一個最合理的制度。發現選錯了領袖，四五年一度，即刻可以換人。而且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確保領袖不會濫用權力。因此，華盛頓確立的美國議會民主制度沒有問題，出了問題的是美國教育的內容。近二十年來，暗藏的馬克思或共產主義者「精英」在美國中小學的課程加入了大量左派意識形態的毒素，鼓吹同性戀主流、鼓勵變性手術，經濟民生次要，美國的選民反而有常識，不必有哈佛學位，用選票將許多博士碩士的左翼政客趕了下台。美國的議會民主有問題，那麼難道回歸到中國的君主制就萬事大吉？許多年一票選舉權也沒有的中國人，難免歡呼雀躍，幸災樂禍，基於其長期的民族自卑感與自大狂，有這樣的情緒反應也很易理解。然而中國的君主制，必然也是極權嗎？「禮運大同篇」對於中國領袖的產生方式，只有四個字，叫做「選言語能」。選賢與能，與柏拉圖的精英管治相同。只是沒有詳細說明：是如何「選」法？當選的能人，任期有多長？權力會不會腐化？在這方面與柏拉圖一樣，也欠缺了細節。中國的君主制度走向專政，當然由秦始皇開始。但在秦始皇之後，也不是沒有回歸過一點常理。例如唐宋兩代的皇帝，由唐太宗道宋太祖，由宋太祖到宋徽宗，沒有一個是秦始皇一類的暴君，大多數有聽取意見的胸襟。譬如唐代，皇帝並非一人決斷，而是由一個類似中國國務院一樣的「中書省」來商議。中樞省有大學士多名，為首的那個叫做「中書令」，相當於宰相。重大政策由中書省合庭商議產生，中書令蓋章，再交付另一個叫做「門下」的機構唐宋兩代近七百年，沿用這套管治方式，沒有獨裁，也沒有帝王的暴政，與柏拉圖的理想國非常相似，而且比理想國好： PK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群人， PK階級之內有商有量，也有爭論， PK之上，才是皇帝。而對於皇帝的要求，也有「內聖外王」的儒家道德鞭策。其中出現過宰相王安石變法事件，但王安石沒有軍事政變奪權。因此，中國人從前施行過精英統治，精英由科舉產生，來自民間。這套制度其實不錯，今日都成為歷史。英國考公務員，叫做Mandarin，也是來自唐宋科舉的靈感。對美國的民主制度不滿意，可以參考中國制度，不過不是秦始皇和毛澤東這一頭一尾的暴政，而是取其中段。美國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否則面對今日的亂局，是他們應該在美國大聲疾呼的時候。但他們沒有，將輿論交給了TikTok的民粹。

川普和拜登的特赦比赛

拜登离任前，特赦了自己的儿子，特赦其行为长达倒数十年，公众哗然。川普和拜登有默契，合演了一幕双赢的「特赦政治」。由拜登开先例，等川普一回归，必宣布二○二○年一月六日占领国会生的「叛乱暴徒」，全部释放，兼平反名誉。至于受害人会否逐一索偿，则由自己人出任的司法部和法院，自有讨回公道的「转型正义」的途径。美国总统行使特赦权力，不是什么新鲜事麦迪森总统赦免过一帮海盗。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赦免过一批支持南方的人士。越南战争之后，许多逃避兵役的人获得特赦。福特总统上台后，特赦尼克逊，以便缓解水门事件。福特后来竞选连任失败，与特赦有关，因此自从雷根总统上台后，总统极慎用特赦权。法国总统在一九八二年之前，可以特赦死刑犯。殖民地时代，港督会同行政局，也赦免过多名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总统与帝王，若没有这点权力，不论民主共和还是君主帝制，成为统治者，也没有任何权力的象征意义。只是这次特赦的人，还包括前卫生总监福奇，这就引起巨大的震荡。美国国会研究长达两年，追究所谓新冠状病毒的起源，已经一致认定，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其中如何泄漏、病毒如何加工、奥巴马时代的美国政府部门如何参与，福奇都知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也有参与。福奇是川普总统任内的卫生部长。川普第一任，纽约地产商出身，没有自己的班底。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前国务卿特里森、卫生部长福奇，都不是自己的心腹，而由幕后势力包括传统共和党集团为他匹配班底。正如曾荫权做了特首，西环也为他分配了一个梁振英做「行政会议召集人」，曾荫权不得拒绝。正因如此，川普的第一任，觉得自己像格利佛游记的小人国，手脚都被一批小人用绳子绑牢，无从发挥。强势回归，全用自己属意的真正班底。川普的第一任不算数，明年一月重返白宫，才是川普的第一任。川普对福奇这种内奸，恨得咬牙切齿，因为正因为因为一场病毒，令川普任内翻车，巨大的政治迫害，令他无法连任。然而拜登趁川普认可其特赦儿子，弹弓手多特赦一件，可见论老奸巨猾，川普还是比不上拜登。福奇一特赦，未来四年，一场瘟疫，真相不会完整披露，因为福奇是一场大灾难的关键人物。特赦福奇，对世卫组织的谭德塞有利，对中国也有利。看来川普未来四年，这场硬仗，不会像他一厢情愿之简单收场。

从美国的民主选举，回顾香港

美國總統大選，美國的「選舉人制度」獨一無二，備受全球深入認識和關注。「選舉人制度」眾所周知，首先，並非由美國一人一票的簡單多數而直選決定。在這方面，台灣的總統選舉，反而比美國更民主。此外，美國兩黨的總統候選人，也絕不由「公民提名」產生，而由黨內各利益集團評估民意基礎之後決定。而美國的國會，分參眾兩院，雖然每兩年選舉一次，但參眾兩院有如巴士的上層與下層，眾議院通過法案之後，提交參議院，必須兩院通過。兩院通過的法案，有的有對總統的約束力，有的沒有。而英國的國會，分上下議院，上議院議員以世襲的貴族佔領一部份，由執政黨的首相委任另一大部份。例如彭定康在退出政治生涯之後，就被委任為上議院議員。許多法案經下議院常情之後，上議院可以修改，也可以否決。此種修改或否決，不由民意基礎而決定。舉以上的例子，相信你看到這裏也會猜得到：英美兩國的選舉制度，都不是「雙普選」。兩國的選舉方式都經過至少200年的試驗，是否運作良好？又或者是否能保證選出十全十美的領袖？答案都是否定的。因為美國的選票可以事先郵寄，可以在電腦投票。事先郵寄的選票儲存在何方，期間有沒有移動過，美國的傳媒並不熱衷報道，也沒有狗仔隊二十四小時跟蹤。相反絕大多數民主國家的投票，都指定投票日由選民大同身份證明在現場出現，白紙黑字的填寫結果，而且填寫一旦錯誤，選票作廢。「雙普選」在香港的模式，根據前民主派一貫的主張：特首候選人必須由公民提名，立法會的議席全部直選。有人曾經質疑：若出現一名類似長毛的候選人，在外圍國際經濟因素影響之下、當中國經濟破敗，香港出現極度貧富懸殊，這位候選人振臂一呼，質問：為什麼李嘉誠父子三代如此？極度有錢？為什麼霍英東的孫子霍啟剛可以生而擁有牛津受教育、回香港之後壟斷體育界並身兼多項公職的特權？為什麼鄭志剛身為鄭裕彤的孫子，可以向銀行貸款一千四百億？大家想想：你們也是人，人生而平等，你們認為這樣是否平等？如果不平等，那麼香港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是否應該改變？如果你們選我做特首，我答應：大商家的企業利得稅，只要每年利潤超過五億，都必須繳稅百份之七十。交出的稅項，我身為特首，將會分派給住劏房的貧苦市民。若實行「雙普選」，如果時空轉換，今日的香港，我相信有超過一半機會，將會由梁國雄先生做特首。這樣的假設，當然絕對不包含對梁國雄的不敬。梁國雄擁有任何政治主張和言論的權利，戴耀廷也可以在學術範圍提出雙普選的可能。但梁國雄是前蘇聯極左共黨人物托洛斯基的信徒，戴耀廷是一位法學的理想主義者。兩人的言論和主張，都沒有超越基本法。唯一旦兩人的主張付諸實踐，時至今日，我相信許多人都認為將會是災難。在2019年之前，香港擁有相對的言論自由，卻從來沒有就英美兩國的選舉制度是否屬於雙普選展開過成熟的討論。因為一旦由理性角度提出比較中肯的分析，會被民主派的一方列為已經接受中方統戰、或者曲線向北京表忠的人。而確實，以當時的氣氛，一旦有一名向來不涉政治組織的人提出這樣的觀念，「西環」必定拉攏，叫他站過來這邊，加入麥美娟、何君堯、梁振英這一方，隔空吶喊，批判黎智英語戴耀廷為首的民主派。這樣一來，如此觀點的持有人必定不敢作聲，有如今日在美國，據說許多人暗中認為川普比賀錦麗沒有那麼壞的人，也不敢公開宣示，因為他會付出社交名譽的代價，而且還極可能失去工作。這就是社會的結構出現了問題。一個國家無論再民主自由，民主和自由是由人來實踐的。正如在共產主義的烏托邦裏，財富和食物要平均分配，主持和操作分配過程的不是上帝，也不是如來佛祖，而是人。憑什麼有人可以掌控財富和食物的分配權？這些人的權力從何而來？分配的過程有沒有私心？馬克思在他的論述裏一句也沒有提。這就是「人」的質素並無完美的保證，不論是選出來的領袖，還是投票的選民。今日美國的選舉民主，與其說制度出現問題，而是廣大的「人」的質素和判斷能力出了問題。人的問題，世代都由教育影響：人的道德價值觀、人的思考方式、人的善惡判斷，都由幼稚園小學開始的教育來塑造。什麼人來辦教育？教育過程中的師資與課程由誰來決定？有沒有滲入其他偏見的私貨？中小學的教育基礎出現了問題，那麼名牌大學的知識精英，如果對民意和選票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進而成為國會議員或總統領導國家，這個國家會向何處去？在美國大選前三日，德國國會通過的法例開始生效：德國公民將可於當天起，自由更改官方記錄上的姓名和性別，一年限更改一次，毋須醫療證明、司法裁決。目前，當局已接獲至少一千二百份申請。自稱「女性」的生物學男性的「跨性別者」，可以自由出入女廁，女更衣室，女浴室等公共設施。根據此法案，德國人的性別不再根據生理特徵決定，而是取決於個人自由意願。成年德國人將可以選擇四種性別：男性、女性、雙性、無性。另外，個人亦可以自由改名，以便選擇更適合自己性別的名字。德國和美國一樣，都是議會民主國家。當然，民主作出的決定一旦錯誤，只要總統和總理能換屆，下一次都可以改正。然而以今日的趨勢卻未必：當華盛頓郵報今年宣布，不會公開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即刻有多名編輯記者離職，有二十萬訂戶取消，因為華盛頓郵報的老闆，在市場面前，並無保持沉默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