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太古与我们的未来：香港还能创造新财阀吗？

在港版國安法、移民潮與外資撤退的背景下，太古依然維持其地位：國泰航空、太古地產與太古可口可樂仍為本地重要經濟支柱。然而，太古與香港社會的連結是否還如過去深厚？畢可思在書中多次強調太古在十九、二十世紀間，如何建立「公司社群」：員工福利、教育津貼、醫療資源，甚至組織內部刊物與退休制度，皆為其商業成功的社會基礎。這些制度，在當時的華人社會中屬於罕見的「現代福利資本主義」實驗場。但今天的香港，面對資源壟斷與中產萎縮，這類制度早已失色。太古再未成為「僱員最想加入的企業」，更無力介入公共利益辯論。它不再是一個有能力塑造香港價值的資本體，而只是個位於香港的跨國企業。或許真正的問題不在太古本身，而在我們自己。從書中可見，太古並非從天而降的成功，它從買辦合作到市場探索，從航運冒險到制度創新，其歷史充滿風險與轉型。它的成功，在於懂得在不穩定中尋找秩序。今日的香港，雖然資本堅硬、制度健全，卻少了當年那種敢於嘗試、連結社群、從頭建立信任的動力。我們不是不能白手興家，而是缺乏容許創造的縫隙、理解風險的文化與支持社群的制度。太古的歷史教我們：企業不是資本的堆積，而是文化、策略與關係網絡的結晶。香港要走出當下的困局，不能只靠新創，更要重新學會連結——不只是技術與資本的連結，更是歷史與未來的連結。讀完《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我們不只是理解了一間公司的百年史，更是看見了一座城市如何在跨國資本、殖民治理與本地社群之間構築自己。太古並不只是「外來者」的象徵，它早已滲入我們的語言、地圖與生活，但它同時也提醒我們：香港的主體性，不該只是由誰來選擇「留下」與「撤退」，而應是由我們決定如何訴說、理解、延續——關於這座城市與商人移民之間，那段從未終結的故事。十九世紀的香港，真的是為中國而設，還是為洋行而生？當我們從今日回望香港的經濟骨架與城市規劃，一個名字幾乎無所不在——太古（Swire）。從太古城、太古廣場到太古地鐵站，從國泰航空、太古地產到太古糖廠與船塢，這個源自英國利物浦的小商號，如何在一個殖民地構築起龐大的企業帝國，並嵌入整個城市的發展想像？羅伯特．畢可思（Robert Bickers）的《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正是一本回應這場歷史提問的企業傳記，也是一部城市、資本與身份糾纏的現代史。但太古只是外來者嗎？它與我們這些在地香港人，真的毫無交集嗎？書中最動人的，並非僅僅是太古的殖民企業身份，而是它如何「學會」在中國做生意。1866年進入中國市場時，太古是個地道的外行人。與它同時代的怡和、和記黃埔、寶順洋行等，皆已有中國貿易經驗，唯獨太古得從零開始，靠著與華人買辦的合作逐步打開華南與長江流域的貿易通道。書中細緻描繪了太古如何從懵懂外商轉化為商業高手，關鍵人物是那些介於兩個世界的中間人——買辦。他們既熟悉中國本地政經文化，又懂得洋行操作邏輯，是太古與中國社會真正的橋梁。這些買辦，不只是太古的翻譯或經紀，更是太古集團在風雨飄搖的晚清與民初間，得以屹立不倒的核心策略資源。但買辦的地位，是否就是殖民協作者？或是他們其實也是香港早期移民商人身影的一部分？這個問題，畢可思沒有直接回答，卻留給讀者足夠的材料，思考買辦在帝國秩序中的模糊角色。1880年代，太古將公司重心從上海轉至香港。這個決定的背後，不只是戰略選擇，更是對中國政局的判斷。甲午戰爭前夕，內地市場風險劇增，港英政府在法律、金融與貿易基礎設施上的穩定性，成為吸引外資的核心優勢。太古的發展軌跡，不只是商業決策，更體現香港如何從華南邊陲港口，轉化為東亞資本流動的節點。但太古選擇香港，是否也造就了香港城市格局的單一性？從船塢到地產、從物流到航空，太古深度參與城市空間的重塑，也成為香港極少數能跨越殖民時代並延續至今的「世襲資本」。換言之，我們今日所見的「太古地鐵站」，不只是交通節點，更是資本地景的象徵。書中提到，太古雖屬英資背景，卻非完全排斥與華人商人合作。早期糖廠與船塢皆有本地資本或人力參與，國泰航空初創時亦有港商李兆基等人入股。然而，隨著公司體制化與國際化發展，這些合作關係逐步被「公司治理」、「股東責任」等英式管理制度取代。這是否反映了香港資本社會的斷層？在殖民秩序下，本地華商常需依附外資運作，才能擁有現代企業架構。而一旦進入制度化與國際化階段，本地商人就易被排除在外。太古不是例外，而是一種殖民資本主義的範本。因此，香港歷史上雖有無數移民商人成功白手起家，但他們能否進入如太古般的資本世襲體系，始終存疑。太古成功了，卻也形塑了一種近乎封閉的經濟高牆。